环球时报：改革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影响质量【3】

　　江涌：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当下进行改革就是要和国际接轨，要接受国际秩序，而接轨的表现就是全面市场化，包括所谓国有资产资本化，我认为这种思路需要慎重，否则会带来很大风险。市场化就是资本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市场化则可能成为国际资本化，而国际资本化就是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一类帝国主义)来改造中国的生产方式，改造中国的经济、社会与国家。从上世纪拉美国家的资本化经验来看，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路线是走不通的，只能变成事实上的附庸，我们必须要对其蕴藏的巨大社会风险加强警惕。很多时候，不是细节决定成败，而是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只是影响好坏。

　　以开放促改革

　　陈欣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多年，其中存在各种微妙变化。例如，在1978年到1988年间，中国更多是以改革带动开放，因为那时如果不进行改革根本就无法顺利实现对外开放；但在1992年以后，则主要是以开放促进改革，这时如果不继续进行开放，就无法真正融入世界。改革进程中存在的一个难点就是，假如中国是个封闭的系统，内部的改革阻力如果大于动力，就很可能改不动，但如果进行开放，就会改变内部力量的对比，给改革增加新的动力和推力。因此，我们除了要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推进开放外，还要在法律制度改革、立法和行政改革等方面同样以开放促改革。

　　江涌：在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市场化”并不是改革一以贯之的。有些媒体关注改革时很大程度上在强调市场化，这有点过，不能把思想纠结于要么市场、要么政府，两者其实并不构成矛盾关系。我们应该看到，除了市场(企业)和政府(国家)外，还有社会。众多东亚国家的治理经验和中国国情决定中国不能走“小政府，大市场”的路子，而是要“强政府”。我们看到，近期政府的简政放权举措中涉及十分广泛，在多项审批权下放的具体举措中，有的是要推进市场化，有一部分则是大力发展社会化，还有一部分是要强化政府职能。总的来说，改革取向市场化不是唯一的，还有社会化和国家化。

　　竹立家：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深层结构上呈现“结构性紧张”。这种紧张既包括“利益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和“价值结构的紧张”，还包括“制度结构紧张”，其主要特征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不相适应的状况比较突出，但由于经济学的霸权主义，经济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间的冲突比较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向深层次挺进。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社会重新嵌入公平基因，过去可以经济为中心构筑改革话语，未来必须以公正为中心，打造改革的结构性升级版。我们的改革应包括价值高度，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很多措施只讲现实利益，不考虑社会价值，应像资本主义世界把自由作为核心价值一样，把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打造公正的秩序和社会体制。

　　曹和平：我同样期待下一步改革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新亮点，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理论改革应该有更多的国际视野。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没有硬实力，很容易被别人打垮，但如果没有软实力，别人不打，自己就会先垮，中国必须在软实力传播上实现重大突破。同时，中国还要正视过去在科技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一些重大科技工程中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通过改革让真正爱做研究的人做研究，而不是让那些爱钱的人做研究。

　　只要稳步推动全面改革，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中国到2017年就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或与其持平。中国现在已经拥有近两万个各类科技和产业园区，即使成功率仅有2%，也有约400个成功园区，每年还有近800万大学毕业生成为新增劳动力，而美国每年只有160多万大学毕业生。可以说，到2025年，如果美国没有50个硅谷，没有5亿的人口规模，将很难与中国竞争。要真正促成这种竞争变局的出现，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围绕改革开放不断奋斗。▲(本文节选自环球时报举办的座谈会嘉宾发言，林鹏飞、曹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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