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4】

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投资时报：你认为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但是一些人仍然认为“强政府”是中国成功的奥秘所在。虽然中央高层一再强调要着重实现发展转型和结构优化，但是我们往往习惯于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动辄就是亿万级的投资。尽管政府也希望引导民营企业进入更多领域，可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汲取过去的教训，心存顾虑，并不热心。

吴敬琏：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是我所担心的。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尽管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是也引发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货币超发等等种种恶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救市措施，把GDP增长率一度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以后，GDP增长率就开始了连续5个季度的下降。2012年5月，政府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有的地方依靠政府这架“发动机”和超过本地GDP100%的投资，把GDP增长率拉升到两位数。但是从整体来说，这次刺激政策的拉升作用微不足道，而且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又再次下降。显然，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学所谓“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

投资时报：最近几年，代表效率改善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出现了恶化的态势，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因此出现明显的下降。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1979年至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72%，而2008年至2012年则下降到2.21%。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实施强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增速，增长率就会下降，从而使许多原来前些年被GDP高增长所掩盖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显露出来。

吴敬琏：可是如果继续采取不顾后果的短期政策进行刺激，无异于饮鸩止渴，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最后引发系统性风险。长期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社会矛盾暴露出来，造成严重的后果。

改革需要一个宽松稳定的宏观环境，要力避出现系统性风险。1980年代后期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宏观环境不稳定，导致改革受挫，而且引发了政治风波。前车之鉴，不可不察。不过，尽管需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运用短期政策努力稳住宏观经济，但是千万不能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给改革措施出台造成障碍。

投资时报：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依靠海量投资拉动GDP增长已经导致国家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事实上，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日益攀升，温州、苏南等地相继出现了“跑路”事件，今年6月份的“钱荒”也给人们发出了预警信号。

吴敬琏：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受到一种外来的冲击或者是内部的某种冲击的时候，就可能爆发系统性的危机，必须防患于未然。

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1)制止目前仍方兴未艾的盲目“造城”等投资冲动；(2)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偿还社保、公租房等方面的或有债务；(3)对铁道等负债率过高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债务重组，出售部分资产偿还债务；(4)实施银行资产证券化、减持国有股或整体出售国有企业、处理“晒太阳”的开发区地产等措施盘活某些已经处于“僵死状态”的资产存量；(5)在摸清地方政府债务底数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化解风险；等等。

总之，应当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同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为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投资时报：改革不但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现在人们一方面对改革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也有某种担心。因为改革会涉及到权力寻租的特殊既得利益，政府能否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人们都在观望。

吴敬琏：就像商鞅变法“徙木立信”一样，改革也要通过具体行动来塑造公信力。当前迫切需要严厉打击贪腐分子，赢得民众的信任。这些拥有特殊既得利益的贪腐分子必然会采取各种办法设置障碍，阻碍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推进。所以，打击贪腐不但可以赢得民心，而且可以预先消除这些人对于改革的阻碍。

总而言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以后，一定要群策群力，克服阻力，保证新一轮构建2.0版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得成功。这对于保障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对于实现富裕、民主、文明、和谐中国的伟大目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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