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2】

没有社会改革就没有社会稳定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改革的政策重心都是经济改革。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把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而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是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而这两次三中全会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很显然，社会改革一直没有进入领导层的决策视野。

直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及其之后，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政策概念的提出，逐渐把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到十八大之前正式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政策目标。很多年来，人们希望执政党改变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的局面，至少能够把社会建设提高到和经济建设同等的地位。毕竟，中国从理论上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社会主义国家更要搞社会建设。但事实是，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能够理解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有机关系，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

实际上，未来经济改革是否成功，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改革。例如，没有社会改革，就不会有消费社会的制度基础。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问题。再者，没有社会改革，社会的稳定就没有基础。如果过分依赖暴力机器，社会的暴力化不可避免。当然，如果没有社会改革，未来的政治改革进程也会充满暴力，即便是民主化了，也会是劣质民主。

前些年，人们在争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这里主要指的是收入和社会分化的问题。但当时，西方也有一些人开始担心，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有可能演变成为一些拉美国家所经历过的右派专制社会。那就是，政府一方面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推动市场化，另一方面强化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实际上，中共十六大以来的社会建设就是为了避免这样一种情形的出现。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努力拓展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等。但也不可否认，中国各方面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程度还是很低，并且社会改革从总体上来说，还没有找到重大的突破口。

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是可持续地经济发展所必需。但是，在进行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大力进行社会建设。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但市场本身保持不了财富。财富流失是今日中国的普遍现象。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培养庞大的中产阶层，但亚洲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只花了30来年的时间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这些经济体，都是靠市场经济取得发展，也是靠社会建设来培养和扶持中产阶级的。不过，亚洲这些经济体远比欧洲成功。欧洲国家经历了长时期的、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才开始搞社会建设。但亚洲这些经济体则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花大力气搞社会建设，才避免了转型期间的暴力，保证了平稳的转型。在所有这些经济体，法制和法治来保障财富，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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