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3】

要做蛋糕才能分蛋糕

邓小平在80年代就指出过，没有政治改革，不仅经济改革不能深化，而且经济改革所得的成果也不能得到保障。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应验了邓小平的预言。很多年里，各级政府官员中间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横行，把各种财富（青山绿水、好空气、好土地、好身体）转化成了GDP，制造了巨大的GDP流量，但是没有能够保持得住。中国大量的财富通过GDP机制流失到国外，成为其他国家的财富。

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就建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产阶级仍然非常小。财富分配不公和财富流失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光强调市场经济，不重视社会建设，最终必然会出现大问题。要稳定有序地发展，必须法治和社会建设一起来搞。在一个高度贫富分化的社会，法治就没有生存环境。

此外，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还有一个机遇问题。社会建设需要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支持。从各国经验看，早期必须是经济发展优先。没有经济发展，积累一定的财富，社会改革不可能。也就是说，先要做蛋糕，做大蛋糕，然后才能分蛋糕。各国的社会改革都发生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一旦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社会改革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正是社会改革的机遇期。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来年的高增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即使近年来经济增速减小，但维持比较长期的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这是社会改革的最佳时期。等到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即使政府想搞社会改革，也会无能为力。实际上，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社会建设本身。

再者，如果说“市场化”改革是这次全会的主题词，人们也必须区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市场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比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到全体国民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不能过于市场化。而且，以往正是这些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才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失衡。不能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混同起来，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这些社会领域依旧需要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可以也必须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服务供应的效率，但这里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全然不同。要把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各自与市场的关系理顺。

全会所展示的改革路线图还是以经济改革优先，社会改革尚未提到头等议程上来。尽管没有经济改革的顺利开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改革自然难进行下去，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表明，必须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一句话，中国要选择19世纪的欧洲模式，还是要选择二战以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模式。

从长远看，社会组织建设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必然壮大。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在满足了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之后，必然产生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尽管中国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展和强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极其重要，但也必须尽快把培植社会力量、建设社会伙伴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社会不仅可以自我管理，而且也可以帮助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但如果不强调社会组织建设，甚至压制社会力量的崛起，反而会演变成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敌对关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