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院士是怎样被“神化”的？

近日，我和几位大学教授交流他们参加科研项目评价的经验。一位经常被邀参加评价的教授说，每次评价就给专家两三个小时时间，然后就要求给出结论，根本不能充分了解项目真实的学术水平。为此，他通常采取三个标准来评价，一是看发了多少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期刊档次越高越好；二是看查新报告(指由专业机构对某项科研课题的新颖性和创造性等情况进行评估后形成的文件)，报告显示创新，就认定其创新；三是看有无院士的推荐或评价意见。

他说，用这三个标准，评价很“安全”，如果今后项目出了问题，比如有学术不端，或被质疑没有多大价值，自己也没有责任。发了那么多核心期刊论文，为何期刊没有把好关？查新都说其创新，我们当然相信查新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院士都推荐了，有问题也是院士的问题。

他的这三个标准，引起大家共鸣，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进而，大家也感慨现今的论文崇拜和院士崇拜：没有核心期刊论文，如何让专家敢评价你有高水平？没有院士出面撑场面，评价怎么有权威性呢？于是，项目为通过评价，往往在这两方面下工夫(查新报告只需在关键词方面做一些技术调整即可)，比如，最好找院士做评审负责人，或者至少有院士的推荐意见，只要搞定了院士，也就基本把评价搞定了。

以我国的项目、计划评审之多，可想而知院士是多么的忙与多么的不够用。虽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多次要求院士自律，不要过多兼职，不要跨界担任评审负责人，但根本不起作用，几乎每个院士身上都有好几个兼职，院士也奔忙于各种评审。考虑到院士的精力与学术能力，所谓对项目的评价和推荐，也多是拿钱办事，按项目负责人的意思出具意见，再通过院士之口说出，并由其他专家响应，由此圆满完成评价。

最近两院新增院士名单公布，舆论继而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展开讨论，但很显然，如果学术评价拉来院士做门面的做法不变，院士就难退休，更难退出。而我国院士日益陷入利益纠葛，就在于这种学术评价机制。

这当然是学术评价的变异。总体看来，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有两个特点，一是评价名为学术，实际是行政部门牵头，大家都只对行政负责而非对评价结果负责，而行政领导往往更在乎一些可以量化的指标，看重评价者的身份：你看，项目有那么多的核心期刊论文、得到院士肯定，肯定错不了，而如果没有核心期刊论文、没有院士背书，行政领导也不踏实，某个专家凭自己的学术标准力挺某项目、某学者，领导只会说那只是个人意见，没有多大价值。

二是在学术圈“混”的专家，也都变得很现实。领导已确定了评价基调，院士已经发话，你顺着领导和院士的意思做就可以了，不用动脑子，就能拿到评审费，还能得到“好评”，何乐而不为？而如果花时间去阅读论文，详细了解项目，质疑院士的意见，反而会被认为不识时务，往后也就再没人会邀请你参加评审，而你自己负责的项目，要通过评审也可能面临很大障碍：毕竟你自己要混，也必须和其他项目一样，搞核心期刊论文，请院士出面。

很多人担心，院士难道不担心自己四处发表权威意见，为自己带来麻烦，比如要是项目有问题怎么办？实际上，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根本就不会有啥麻烦，一来这是行政部门牵头的，行政部门不追究，谁来追究？二来圈子里的人都明白，院士不能倒，还要靠其说话，混饭吃呢，因此会想办法维护院士权威。院士们也是深知这一点的。

这是学术行政化的必然结果，贯穿学术管理与评价中的是行政意图与各种利益，大家都在盘算自己可得到怎样的好处。院士也就这样被“神化”了。实际上，这是学术的矮化，院士只被充当了工具。

所以，要让院士从“神坛”上下来，就应该让行政评价退出，让学术评价强大起来。学术评价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在学术共同体中，每个学者的学术权利是一样的，没有人拥有高人一等的学术特权；而对学者的评价，应当关注其本身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而非其身份、头衔，或者其身后有某个有身份的人撑腰。在学术共同体中，才有学者的尊严和操守可言。而不是像现在，大家都成为现实的逐利工具，奉行一套利益标准。

（来源：新浪专栏）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