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风险”：近期中日关系的关键变量【3】

管控“安倍风险”

对于中国来说，管控“安倍风险”可依以下三策：

一是中美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由于日美关系的特殊性，如果中美关系能维持相对正常状态，日本就不会走得太远，“安倍风险”亦在可以管控范围。一方面因为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对手，利用日本制衡中国将成为其长期的地缘政治战略取向，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把握好相对的两个方面的平衡点，同时也是制约“安倍风险”的关键点。此外，日美之间在现实利益和对二战成果的态度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这也给中国提供了降低“安倍风险”危害性的机会。

二是清楚认知“安倍风险”的道德短板。由于安倍本人持有非常保守、反动的哲学理念和历史观，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欧洲议会等对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等问题上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言行予以了严厉批判。中国应在国际和日本国内加大对“安倍风险”道德短板的揭露，使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和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不攻自破。

三是要以地缘经济优势破解“安倍风险”的综合安保设想。中国应以东南亚为中心谋划大周边外交格局，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破解以经济捆绑安保的“安倍风险”，中国具备优势。

展望未来，如果“安倍经济学”不崩盘，“安倍风险”将使未来数年中日关系总体下行的趋势难以逆转。除了做好上述降低“安倍风险”的工作之外，针对东海海、空域不测事件，应相机实质性推动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做好日本今明两年解禁集体自卫权乃至修宪的精神、外交及军事斗争准备。

总体来说，除非发生重大变局，中美之间总的大趋势还是朝着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走，这是我国外交的成败所在，也是能否和平崛起、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前提下，“安倍风险”效果有限。但同时需要防止的是，日本走向孤立，从而最终拥核，这是最坏的结局。在这方面，需要中美共同努力。

（本文选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1月14日发布的年度国际战略报告《失范与转型：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3》，有删节。）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