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风险”：近期中日关系的关键变量

2013年12月27日，韩国首尔，一名示威者在警方喷洒的灭火剂烟雾中焚烧反日标语，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

战后的前50年，世界大格局无疑是美苏两极世界的建构与解构。后50年，我们预计，世界将逐步走向中美关系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虽云多极但向G2倾斜”的时代。而现在正处于这一时代的前半段，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积累过程中逐步走向中线临界点的时期。虽然大趋势难以逆转，但这一时期无疑容易出现重要变数，因而是一个相关各方特别是有战略性重大利益关切的主要国家加大博弈力度的高度风险期。

因为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大趋势，所以即便从国家利益比重的角度，对这一趋势最为敏感、反应最为激烈的，以国家而论，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和紧随中国之后的日本。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既定轨道前行，中美日关系聚焦于这个轨道的“切点”上：美、日上下其手，力图使中国行进在下切圆的轨道。因为常识告诉他们，一旦越过中线成为上切圆，惯性的作用即意味着要多付出的代价。而接近“中线”的上下切点，离心率都非常高，很容易失控，象征着这是一个高风险甚或高危期。

而当下预示这一高危期的象征，可谓集中体现在“安倍风险”上。所谓“安倍风险”，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蓄意推高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引发危机的风险，企图最大限度地借此激发国内的民粹主义，实现扩军修宪的政治军事目标；同时，“安倍风险”也包括日本拉战略东移的美国下水，推高中美在东亚直接对抗的风险，以求渔翁之利。

“安倍风险”的形成原因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安倍风险”亦如此。

冷战后日本的“三个神话”相继破灭。首先，战后日本最引以为荣的“经济神话”破灭，其后长达20 年也没有恢复元气；其次，“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长期执政的“超稳定政治神话”终结，代之以“十年十相”的政局乱像；第三，以“奥姆真理教”沙林事件、东北大震灾引发的核电站事故为标志的战后“社会安全神话”被打破。

与上述“安倍风险”形成的国内社会基础密切相关，在野党、执政联盟包括自民党内派系之间，因为选举政治的原因，它们对安倍的制约大大弱化，这也是“安倍风险”不断得以加大的内在要素之一。

此外，安倍本人信奉的以岸信介为范本的极端保守、反动的政治理念，无疑是“安倍风险”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加之“梅开二度”对安倍来说意味着是最后的机会，所以“安倍风险”系数非常大，具有执著性的同时，也带有“孤注一掷”的冒险性和疯狂性特征。其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即为表现之一。

2013年，地缘政治中海洋权益的效应也愈发凸显。日本是一个战略资源极度匮乏的发达国家，在陆地资源几乎开发殆尽的情形下，当代日本战略家高坂正尧指出，日本除了向海洋要资源、图生存之外，别无出路。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之后，日本借机正式确立了“海洋立国”的国策，大力推进包括将冲之鸟礁改造成“岛”等扩展“蓝色国土”的海洋战略。近年，中国逐步确立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这本来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并没有以此威胁日本的主观意图。但安倍处心积虑，以地缘政治的心理效应，以及作为岛国日本的国民因为资源、海上运输线的先天不足和脆弱性而形成的对海洋权益的敏感性，利用钓鱼岛主权争端宣扬中国的“物理性威胁”，放出“安倍军事学”的“安保三支箭”，就容易具有煽动性和欺骗性。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重返东亚，“再平衡”的选项很多，但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其自身，还是对其盟国，在海洋权益方面制衡中国是其首选。对此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不言而喻也是形成“安倍风险”的重要外部因素。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