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昌：用批评的方式来爱国是比较危险的做法【3】

　　第一，德国制定了一部取得全民最大共识的宪法（即《基本法》），它是各党派充分协商、相互妥协的结果，同时吸取了魏玛宪法过于理想化和完美化的教训。正因为如此，魏玛宪法实施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容易造成“跳票”的恶果。新宪法尽可能去照顾现实并结合本国国情，充分考虑政治的可操作性，甚至只是谦虚地称为《基本法》，而不是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正因为《基本法》比较接地气，也为各党派、团体充分接受，得到全民的尊重，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宪法。

　　第二，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较好地避免了魏玛共和国政局动荡的教训，为此设定了两个“安全阀”，其一是“政党5%的门坎”，即任何一个政党在选举中必须达到5%以上的得票率才能进入议会，这样就圆满地解决了魏玛共和国政党林立、政府动辄解散的问题。这一点被其他国家所借鉴，成为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其二是“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任何一个政党在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之前，必须事先与其他党派达成一致，真正确保拥有充分的多数，否则就不能提出解散政府的议案。这样做的好处是，原政府垮台后马上能建立一个立即有效运作的新政府，不至于让政府空悬、政治空转。

　　第三，德国法律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官员的廉洁做出了近乎苛刻的规定，以至于出现了总理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家车、总理外访夫人不能搭乘专机、市长下班后必须打第二份工才能养家等“怪事”。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那么自觉遵守规定，偶尔也会出现状况，例如德国总统伍尔夫借贷50万欧元买房，议员质询时否认此事，被发现不诚实后不得不黯然下台；后来追查到其贪污700欧元，居然被拉到法院审判。所以，可以用“官不聊生”来形容德国官员的不易。

　　第四，德国政府的施政总是在法律框架之内。例如，德国法律规定，德国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防止经济的垄断，鼓励企业自由竞争和创新，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和个人财富的合理增长。因此，德国政府严格执行《反对限制竞争法》（也被称为卡特尔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做出严厉的处罚，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法理依据则来自于《稳定与增长法》，该法对政府调控经济的行为做了严格的限制和规范，防止决策者心血来潮，随意做出决定。在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德国政府并未随着其他国家起舞，慌慌张张地投入大量资金去拉动经济，而是严格控制调控的力度，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在2009～2010年期间，实际投入的资金仅为800亿欧元，而同时期美国财政投入的资金为5770亿欧元（7850亿美元），中国则为4300亿欧元（40000亿元人民币），其他欧盟小国投入的财政资金与其国力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结果是，美元贬值、中国物价快速上涨、欧盟小国政府陷入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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