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茱：邵氏电影帝国的世纪兴衰【3】

　　拼命六叔

　　流水作业及合约制，对导演来说有时也是很大的压力，邵氏老牌导演何梦华当年以执导《人约黄昏后》如愿加入邵氏，在钟宝贤的访问中他说：“我那时才20多岁，初初出来做事……在邵氏公司，合同都是拍4部戏，一签都是签3年。”任职邵氏20多年，他说“创作自由是有。可是……每一个导演，最主要的是要看你的票房”，在票房重压下，20多年来都一直被合约牵着鼻子走，一直欠着邵氏的片债，“我今生今世都离不开邵氏”。

　　从何氏口中也可看出主政者邵逸夫的掌权路数，六七十年代，“每个礼拜几个导演（包括岳枫、陶秦、罗臻、严俊、罗维、李翰祥等）都要到老板家去吃顿饭，这顿饭每个导演都要报告自己的工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新的计划，在那顿饭吃以前，都要谈完。”颇有点鸿门宴的味道。

　　勤勉是那一代南下商人的守业护符，邵逸夫曾有一年看900部电影的纪录，他承诺“邵氏出品，必属佳片”。张彻也在回忆录中写，邵逸夫每天上班处理完日常事务之后，都会召一个高层谈话一小时左右，对公司事务、电影节情况无所不谈。他称邵逸夫对电影制作是“真正的内行，也深明导演工作”。每天必看导演拍的“毛片”（即样片），也经常让导演看，不合要求的宁可把底片烧掉；他本人也参与影片的剪辑，掌握最后决定权。“他当然是精明的生意人，时常感觉一流，但另一方面，他也具有所谓‘导演性格’，凡事必要尽力做到最好！”

　　张键在回忆录里写“六叔孤寒天下皆知”（孤寒，即吝啬），很多艺人后来都会笑谈六叔种种古怪的吝啬事。辅佐邵氏多年的邹文怀，就是因为对公司薪金制度不满，离职出走，与何冠昌及梁风共同成立嘉禾公司，成为邵氏劲敌。也因为分账未谈拢，邵逸夫错过了李小龙和许冠文。吝啬之余，六叔用人自有一套。邹文怀在邵氏时作为“头等人才”，却只予宣传部主任的“三等职务”，必须依附邵逸夫亲授他的“特等权力”，最直接的效果自然是减少了邹的离去对邵氏的冲击。张彻在回忆录中写，60年代台湾“银弹”出重金挖邵氏首席大导李翰祥，李不敌诱惑打算带着凌波投奔银弹，消息泄露，六叔立即重酬挽留凌波。后李翰祥孤身在台艰苦经营，终陷困局返港。他也能屈能伸，就在六叔常喝下午茶的半岛酒店等候，表明悔意，六叔对用人完全理性，加上害怕李翰祥投附邹文怀，也大方让李重返邵氏。

　　后邵氏时代

　　邹文怀自立门户成立的嘉禾，其兴盛无疑响应了本土意识的崛起，这是邵氏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开端，也是邵氏叱咤多年的大片场制走向没落的必然。70年代邵氏新一代导演的创新意念与保守僵化的片场体制毕竟不是很适应，单就取景而言，邵氏惯于在影棚片场作业，并未完全与这座城市烟火相接；流水线的文化产品不免套上重复的路数；家族式的封闭经营及保守主义精神和七八十年代香港活跃开放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邵氏模式成了被同代影人批判的陈旧对象。而同期的嘉禾及其他独立小制片公司却充分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从许冠文的市民戏剧到成龙、洪金宝的戏剧功夫片，以举重若轻的姿态获得了香港观众的垂青。到80年代，邵氏虽然保持着每年20部左右的电影产量，还是在商业竞争中失败。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