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竹盛：权利维稳“新思维”【2】

　　《人民论坛》的调查显示，七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异化最严重的是维稳的目的，官员“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此外近两成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维稳只“重视最后结果，不重源头”。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分析说，个别地方官员维稳的出发点不是社会稳定，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为了从维稳中捞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权利维稳“新思维”

　　沉疴待治。2009年的瓮安事件和2011年的乌坎事件先后给维稳的主政者敲了一记警钟。维稳思维在话语层面上也在乌坎事件之后发生了根本改变。如果说北京奥运后，反思维稳主要在强力还是柔性的操作层面上展开，那么乌坎之后，权利维稳取代了权力维稳，根本上改变了维稳的性质。

　　此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召开，传达出维稳新思维已在最高层成为共识。习近平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提法。

　　近年来，瓮安事件等激烈的群体性事件中，司法机关也成为群众“冲击”的目标。司法公信力的滑坡是权力维稳的必然结果，法院和检察院在维稳序列中往往处于被动的位置，这道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先是被权力借维稳之名突破，再就是不被求告无门的民众所信赖。

　　习近平在大会上提出了四个“决不”：“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这意味着司法机关受权力主导，以压制进行维稳的思路，将调整为以权利维护为目标的回应型维稳。

　　最为系统性的思维转变，则在于对“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的强调。法治维稳方式区别权力维稳方式的关键在于两点，首先自然是摒弃结果导向的权力思维，这种思维只要能够达到稳定目标，则不择手段。此次政法工作会议提出了“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概念，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称之为“底线思维”，不能以违法的手段追求维稳的目标。

　　其次是不能单纯以政治性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不稳定的问题，法治维稳的思维要求将民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当作法律问题，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这就进一步要求区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问题，而即便是政治稳定问题，也可以寻求法律途径的解决。中央党校教授张恒山认为，维稳思维的转变，对于“彻底摈弃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突出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

　　维稳的新思维已经越来越清晰，已经取代了旧的官方话语，但观念的转变只有配合以体制的变革，才能迎来新的格局。

　　政法委之变

　　从十八大到今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众多有关政法机关的改革方案摆上了台面，一些已经落实，另一些则正在制定详细方案和时间表，蓄势待发。种种迹象表明，配合维稳新思维，在制度层面上的一次“二十载未遇之大变局”即将开启。

　　先是运行了近60年的劳教制度被废除。劳教一度被认为是“维稳利器”，由公安机关一家主导，包罗了众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口袋罪”，也因此具备很大的“灵活性”。在正式“废劳”之前，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实际上停止了劳教。尽管新的替代性制度，例如《社区矫正法》等还未出台，但在近一年的“制度真空期”内，中国的维稳形势并未恶化，甚至据统计，维稳经费和群体性事件双双降低。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