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竹盛：权利维稳“新思维”

　　像往常一样，2014一开年，一场面向全国政法系统的会议召开了。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场会议的名称悄然从“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升格之后的大会迎来了“史上最豪华”的出场阵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张高丽均出席了会议，而往年出席大会的最高官员一般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落幕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一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纲，其中大量涉及政法系统的改革举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以说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时代的两大关键词，但与经济领域一步步渐进的卓有成效的深化改革相比，维稳机制的改革却每每举步维艰。

　　1989年后，中央政法委因应维稳的严峻形势而重生，维稳成了政法系统的核心任务。近年来，维稳新思维成了官方、学界和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维稳体制改革端倪初现。

　　如今，在新一轮全面改革的背景下，求变之中的政法系统将谋定怎样的维稳新格局？

　　维稳求变

　　2008年前后，中国的维稳被推向了“极致”。奥运会、金融风暴、全国“两会”和60周年国庆，种种重大议程之下，中国从经济到政治到社会问题，都给“维护大局稳定”带来了极大挑战。作为应对，以政法系统为主体的“维稳机器”全力开动，除在各地强力将不和谐因素消灭在萌芽阶段以外，一个“水泄不通”的环北京维稳带也牢牢设立了。

　　从结果上来看，“极致”的维稳态势取得了预定的成果，中国又一次顺利闯过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关卡。然而，也因此将运行了20多年的维稳体制中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各方各界呼吁维稳新思维。

　　中国政法大学应星教授，长期研究“维稳”，他归纳出了三种维稳的基本方式，“拔钉子”、“开口子”和“揭盖子”。分别指强力打压、给予政策优惠和经济补偿、惩处涉事官员。这些以行政为主导的维稳技术在民众和官员之间造就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机会主义心理，使维稳陷入了“天价维稳”的困境和“越维越不稳”的悖论之中。在应星看来，这样的维稳政治学是一把双刃之剑，虽有短期之效，却容易陷入死循环，难以自拔。

　　更令人担忧的是，按照学界的通行观点，官僚机关总有自我膨胀的倾向，维稳虽然是国家层面的核心任务，但却可能被体制“绑架”，变成实现官员个人和部门利益的“工具”。

　　2010年，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论坛》杂志曾对维稳异化的现象做过调查，近八成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这些现象包括以维稳的名义瞒报重大事件的信息、干涉司法个案、滥用警力征地等等。

　　在机构层面，一些学者也观察到，维稳可能成为一些部门“养痈自重”的重灾区。一个浅显的逻辑是，因维稳而存在的机构和职位，在越不稳定的环境下，其重要性越突出，获得的权力和投入也越大。消灭了“不稳定因素”无疑等同于消灭维稳部门自身，这显然不符合理性计算的结果。这种逆反逻辑之下，更深层的悖论必然会出现。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