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竹盛：权利维稳“新思维”【3】

　　另一个悄然发生的变化是，自2012年起，各地政法委书记大多已不再由公安局长兼任。一个超脱于公检法三家之上的政法委书记，将更可能带领政法委回归统筹协调政法工作这一宏观职能，而不只是倚重公安局一家。据著名法学家李步云发表在媒体的文章回忆，卸任公安部长后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孟建柱有一次会上和他说起取消劳教制度时表示，“过去是公安部门反对取消劳教，我是公安部长不好说话，现在我不是部长了，就要提出劳教制度改革”。

　　去年年初的全国政法会议上，孟建柱对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们说：“领导们就不要对具体个案做出批示了，让各个司法机关放手去做就行了。”

　　2013年以来，由中央政法委牵头，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联动”的事例增多，例如在政法委的协调下，“两高”出台了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解释，联合发布了打击环境污染的司法解释，公检法司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回应了社会关切的食品安全、环保和嫖宿幼女等热点问题。

　　另一涉及维稳的改革指向的是信访领域。2013年起，在中央政法委的主导下，信访部门不再受理涉法涉诉信访，改由政法机关统一受理。国内多地已先后展开了试点工作。北京市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北京市政法机关受理的初信初访中，已有50.1%的案件导入法律渠道。

　　此外，中央政法委正在制定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制度，将分别由中央和省级的政法机关做出终结信访的裁决。以往信访工作主要由党政部门主导，涉法信访除了在个案可能影响司法终局判决的权威性以外，还给党政干涉司法开通了“合理”的制度渠道。信访的“分流”改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显然将有助于司法机关独立地行使职权，确立法律上裁判的最终权威。

　　如果说以上改革主要发生在体制的横向安排的层面上，那么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中提出的地方司法机关在人事和财政上脱离地方的改革，由于涉及维稳体制的垂直层面，则可能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

　　垂直管理的改革落实后，地方司法机关相对独立于同级党政机关，具体到中观层面，则意味着地方党政主导下编织出来的各项维稳工作指标，将无法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日常运作。以往哪怕是一个行政部门也能向法院、检察院下达某项工作的考核指标，由于牵扯到人事和财政的安排，两院只得被纳入到当地的维稳体系中。

　　信访的分流改革加上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显示维稳格局将从“单块多层”转变为“多块多层”，行政和司法将成为维稳的不同主体，相互制约，而不再是混淆不清，铁板一块。

　　就像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观念的障碍不再像改革之初一样顽固，不再成为改革的根本阻力。经过20多年的发展，颇大的维稳机器早已深入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肌理，利益网络盘根错节，难以剥离，更难以回归单纯的为了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让维稳新格局成为可能需要更坚决的行动，正如习近平在是次大会上要求坚定扫除政法领域腐败的讲话，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信访的分流改革加上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显示维稳格局将从“单块多层”转变为“多块多层”，行政和司法将成为维稳的不同主体，相互制约，而不再是混淆不清，铁板一块。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