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透》：谍战剧的新想象【3】

“渗透”与政治表述的蜕变

《渗透》几乎完全照搬《潜伏》的基本元素，同样是一个科层制分明的军统机关（有主任及若干同僚），同样是一个从军统倒戈过来再潜伏回去的地下党“许忠义”，同样有一个大义凛然的军统特务齐公子处处与之作对，当然，也少不了假扮夫妻的桥段。唯一不同的是，作为军统出身的许忠义不善于搞情报，却是一个生意精，懂得利用各种关系赚得盆满钵满。这部剧最大的“噱头”就是塑造了一种新型的潜伏者，他们不窃取情报，也不搞暗杀，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腐蚀军统机关、让其丧失战斗力。于是担任总务处长的许忠义“光明正大”地向领导、同事行贿，形成利益共同体，并用经济手段控制整个军统督办处。在齐公子眼中，他就是害群之马，如蛀虫般腐蚀党国的利益。许忠义用经济手段笼络人心、“要挟”政敌的方式显示了一种经济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能量，这种经济与政治权力合谋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将更大。

从这种投机钻营的地下党与“忠心耿耿”的军统特务的形象可以看出文化想象的倒置。与经典反特片中英俊潇洒的地下工作者和妩媚妖娆的女特务不同，国共之间的主体想象发生了有趣的逆转。许忠义是一脸坏笑的“腐败分子”，齐公子则是廉洁奉公、恪尽职守的“高大全”。就像《潜伏》中余泽成是有滋有味的卧底，而死对头李崖却是誓死报效党国的工作狂，前者是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后者却是缺乏人情味的“道德模范”。反面人物比正面角色还要“正面”，以至于不少观众认为李崖、齐公子才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人，这尤为体现在《渗透》后半段齐公子对党国的腐败和无能痛彻心肺，最终成为无力回天的悲剧英雄。这种文化认同的错位是信仰相对化和抽空化造成的，它传递的信息是：共产党有信仰，国民党也有信仰，甚至从维护党国利益的角度国共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一种现代政党政治的产物。

与一般谍战剧或职场剧所表现的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不同，《渗透》还涉及政党政治如何蜕变为科层化的官僚机器的问题。许忠义的“危害”在于一旦“渗透”成功，利用官僚机器的“制度优势”来做生意，就会把科层制变成维护个人私利或特殊利益的工具，这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官僚系统的瓦解和毁灭，《渗透》结尾处用末日逃亡来呈现这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悲惨景象。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面临着“渗透”的挑战，所以许公子反其道而用之，试图用“渗透”计划对付即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其实，早在解放前夕，毛泽东就用“糖衣炮弹”来形象地比喻共产党执政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种对腐败的担心以及腐败对执政党的威胁恐怕是现代官僚体制的顽疾。

不过，许忠义会做生意的才能并非只有“坏处”。与余泽成因为女朋友是共产党而转变信仰不同，《渗透》开头段落讲述了许忠义在军统系统里不受待见，是标准的“差等生”，在他被排挤到解放军做“卧底”期间，却凭着有文化、懂经济而格外受到重视，从而找到人生的新出路。剧中特别用解放军实行的官兵平等、干部爱护士兵的做法与军统内部等级森严的官僚作风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不同的管理文化凸显了共产党自身克服官僚化的制度尝试，也呼应着当下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慧瑜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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