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晋京：西方的GDP游戏 中国该怎么玩？【2】

我们从一个例子说起。据统计，2012年，英国男士理发的平均价格约10英镑，换算成人民币的话超过100元。虽然找不到中国的同类统计数据，但根据笔者的生活体验，大概是30元左右。英国理发师与中国理发师的劳动区别很小，但服务价格却悬殊。这个细节放在国际视野下看有重大的意义：它可以使英国出口产品的定价很贵。

英国是一个进口远多于出口的国家，出口的产品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飞机发动机。飞机发动机很昂贵，卖出一台用在大客机上的罗尔斯-罗伊斯涡轮风扇发动机赚的钱，大约可以买17.5万吨小麦。飞机发动机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是在高成本的社会中生产出来的，飞机发动机的生产者也要理发，所以理发的价格也会包含在其劳动再生产的成本中。大部分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包括理发在内的服务业产值占到英国GDP的约82%，其价格参与形成了可贸易产品的成本。

与英国情况相似，大多数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到GDP的七成以上，并且大部分服务业的劳动在本质上与发展中国家的同行没什么不同，却获得了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评价—也就是报酬。于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本质上是劳动的不等价交换。

“高劳动低所得”和“低劳动高所得”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的产业格局演化有关，世界治理体制不断被修正，以维护这种现象并使之显得理所当然。GDP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199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分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加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前者促进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后者使前苏东部分地区融入西欧市场经济体系。曾经的“工业发达国家”纷纷转移制造业，逐渐变成了以金融方式控制海外资产的经济“虚拟化”国家，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占比越来越大。GDP代替GNP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好处是：由于资本的高速流动特性，本国会有大量金融资产属于外国公民所有，GDP统计可以包含这一部分，帮助本国维持“高收入国家”地位，继续掌握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从而实现“不事生产，印钞购物，坐享其成”。

被中国改变的世界秩序

中国的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使一个人口超过全球1/5的“大块头”参与到了全球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成为了“世界工厂”。在这个过程中，GDP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起初采用的是MPS框架，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为了能够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中国开始学习SNA。经历了5年多时间和庞大的培训、组织和换思路，中国于1985年开始试行发布GDP，并于1993年起完全以GDP代替MPS。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治理体制开始能够跟西方世界接轨，而这其中的微观经济管理方式改变过程，也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

承接西方的制造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进入了GDP增长的“快车道”，出现了“中国奇迹”。“中国奇迹”的核心并不在于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多的工厂，而在于中国形成了他国难以匹敌的“工业生态”。

使用“工业生态”一词，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美工业现状的差别。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问乔布斯：能不能在美国建苹果手机生产线以解决就业？乔布斯回答说：技术上来讲完全没问题，但需要8000多名工程师，在美国招募这么多工程师至少要9个月时间，但在中国只需要两周。这就决定了生产实际上只能在中国进行。

美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多年的工业外移，已经失去了大量中低端环节，工业体系的“活性”大大降低。这一方面与工业中大量环节流失，剩余的部分难以“连缀成网”有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掌握技术的人员没有一直处在不断工作的团队中的话，要想重新“找回状态”也很困难。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生态”相当富有活力。在技术发展使得最终产品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大部分工业产品的生产都会涉及数以千计的生产环节，从工业生态的角度来看，其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只能在中国生产。

在中国形成世界最完整的工业生态过程中，GDP快速提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随着工厂越来越多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工业化管理也越来越普及，使得经济活动“有价格、能记录”；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实际上也有大量的经济活动由于管理体系尚未被工业化，难以被记录，因此中国的GDP实际上是长期被低估的。中国的真实GDP肯定比SNA统计出来的数值要高得多。

为什么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却仍然要出口廉价的工业产品给发达国家呢？答案还是在当代世界治理体系中。GDP是产业世界治理体系的“治权”，属于各国政府；而世界产业治理体系的“法权”则是知识产权体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不是各国国内的，而是跨国的。知识产权的基础是“市场相互准入”，承接别的国家的委托生产任务，要求尊重其知识产权，缴纳知识产权费用，否则就是“山寨”，不能向国外销售。为了能够获得市场，实际上就必须接受对方的定价。在这样的世界治理体系中，OECD实际上成了一个相互“尊重知识产权”的共同市场，使得“山寨品”几乎找不到出口市场。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从两方面改变了世界秩序，一方面是导致了全球产业重心的转移，而西方国家则可以凭借“高人均GDP优势”贱买贵卖；另一方面，中国产业升级和人均GDP的增长使得西方的特殊地位受到了挑战。

修改规则的游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西方国家蓦然发现，过去的游戏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随着全球产业格局的变迁，“西方7国”（G7）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1980年代中期的70%以上下降到了2008年的50%，并且还在快速下降。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新兴市场自己组织起来，不带发达国家玩了”的局面。

于是，2008年美国邀请了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首脑到华盛顿开会，共商应对金融危机大计。这样G7扩展成了G20，世界秩序进入了新的时代。

G20时代是全球化生产的时代，虽然国家间政治上区分彼此，但生产链条却是全球一体，共享同一个微观经济基础。基于一国国内统计的GDP已无法客观描述经济面貌了，由此，各种修正GDP的方案出现了，其中有着重大影响的有三种，每一种方案背后都蕴藏着极深的谋略算计。

第一种是在G20框架下基于“全球价值链”议题的“贸易增加值算法”。其思路是：中国有一半左右的贸易量来自加工贸易，也就是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制成后直接出口，中国企业在该过程中只获得了很少的加工费用，但却在数字上造就了中国庞大的出口量。因此，中国的出口额应该根据“贸易增加值”进行核减。核减后中国的GDP将降低。

第二种是美国进行的GDP统计方法改革。2013年4月，美国宣布将调整GDP统计内容，把研发支出、电影版税等“21世纪的组成部分”纳入。根据这种新算法，企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研发费用支出将被视为固定投资，有关娱乐、文学及艺术原创支出也将作为固定投资纳入GDP。经过这种调整，美国1959年至2002年的GDP水平平均提高2.6%至4.6%，其中1995年至2002年增长更是高达6.7%。

第三种最为重要，是联合国框架下推进的“绿色新经济”框架，该框架包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核算，改变只计算经济活动的GDP。评价社会资本的方式是“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体系，衡量“自然资本”的方式是自然资本核算体系。根据这一思路，GDP将被纳入“国民幸福”内容，并减去自然资源损耗。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可能会面临“国民不幸福”的困扰，并将从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

GDP背后蕴含的是经济运行体系、治理方式和发展理念，GDP的修正意味着规则的修正。中国的GDP总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二，但还是以“打工”收入为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没有本质上升。中国人民是勤劳的，但勤劳只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条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表象背后的规则，并逐步影响、制定规则，才能真正实现复兴。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