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思想转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经济转型、体制转型乃至政府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关键是思想转型。因此，思想转型是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冬奥会上接受采访时指出改革已进入艰难时期，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

　　当前阶段的改革之所以难度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体社会成员均或多或少受益的增量改革进程已经基本结束，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要调整目前已经成型的利益格局，以扭转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不合理、不公正，并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对公权力的约束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的存量调整必然要触动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而这些能够在过去的体制机制下获得更多利益甚至不合理利益的群体往往又是掌握了更多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有些甚至就是主导、执行改革措施的公权力持有者和政府部门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如果单纯从物质层面推进，必然事倍功半，只有从思想转型方面首先突破，才能使改革获得更大的助力，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选择。

　　思想转型是前三十五年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归纳起来，可以总结为五个转变：一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三是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开放；四是从人治转向法治；五是从物资紧张缺衣少食转向小康社会。这五大转变有的已经实现，有的仍在进行过程当中，整体来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思想解放为突破口，首先是思想获得转型，继而顺利推动了体制、机制的转变。

　　以第一个转变为例，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虽然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恢复并稳定了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响依旧强大。“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占据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的发展进步仍然受到禁锢。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号召人们彻底打破思想枷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禁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同样是从思想方面逐步打开局面的。这个转变首先是得益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正是因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才使得从实践中得来的认知开始不断地冲击计划经济理论的藩篱。其次，从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经过多方讨论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其中经过了充分的讨论、辩论，诸多专家学者在各次会议、文件以及报刊杂志上碰撞思想，最终达成共识，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没有思想解放的空间，就不可能在改革进程中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打破思想再次险遭禁锢的阴霾之后，在之前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劣环境当中，《解放日报》刊登了署名为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一系列文章，文章激起极大的争议，但真理在辩论中越辩越明，最终十四大突破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框架。

　　从人治走向法治也是以思想转型作为先导，“文革”的十年动荡，已经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人治的缺陷和法治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时指出，“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在南方谈话时又指出，“搞法制靠得住些”。此后，经过法学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辨析，对法治的认识更加深入，法治也逐渐升级成为与人治完全对立的法治。思想的转轨最终推动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开放等也都走过了这样的历程，三十五年的改革历程用实践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解放了思想，什么时候改革就能取得巨大的进步乃至突破；哪个方面率先解放了思想，哪个方面就能获得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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