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纾解中国经济痼疾应提高投资效率

中国企业走出去（资料图）

一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比较高效率的制度供给，面对中国资本形成效率恶化，以及债务率急速上升的状况，应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提高中国资本形成和配置效率。

最近五年中国资本效率持续下降。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扩张，使得对资金有饥渴症的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与金融机构对接，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驱动投资的行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

这样，一方面导致了包括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大幅上升，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明显恶化。与此同时，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也导致金融资源过度倾斜，继续错配到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行业之中，由于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无法理清，即便在实施自负盈亏之后，国企也可以享受政府的隐形担保，这样就大大推升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另一方面，“政府失灵”的效应也进一步凸显出来：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压低投资成本，体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及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如何认识中国的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问题。过去35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是9.8%，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本积累，约占60%左右。投资与储蓄的比例和结构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特定阶段和人口结构所决定的，它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步趋向合理，不宜人为进行调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进入后工业化和高收入阶段的发达国家的指标去衡量。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不是互为消长的关系，不应把经济改革理解为增长抑制性的，实际上，通过改革可以真正创造出新的制度红利和效率红利。尽管中国经济难以像过去一样实现10%以上的高增长，但同时中国经济也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和全面转型的时期。高储蓄率依然是中国的优势，如果很好地将储蓄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将会形成当前乃至长远的资本存量，这对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增长是有益的。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投资率而在于投资效率。未来五年，中国需要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为核心推动相关领域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

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

三是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使企业恢复到健康的资产负债率水平。通过市场化方式（留存利润、权益融资、私募基金、股权转让等）补充企业资本金。

四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

五是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由于垄断经营的存在，民营资本很难进入或者充分进入。建议政府在充分借鉴和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负面清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能。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的形成和配置效率。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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