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宗教宽容”需国家权威的保障【3】

而从宗教观念的角度看，儒教除了对于“天”和祖先及其具象化为政治社会伦理秩序即“礼制”的信仰之外，从来没有否认多神的普遍存在，只不过一般不以为意，存而不论，且一旦感觉基层民间的鬼神信仰活动过于浮滥、靡费，影响乡里风气和社会平静，地方政权还会以“淫祠”、“淫祀”为由进行打击取缔。这说明，在儒教正统意识中，中国社会弥散性的多神体系其“神圣指数”是不高的，这应该反映了儒教对上古国家宗教神明观的继承结果和相应独尊国家祭司特权的观念余绪，也衬托出满足以“灵验”为标准的功利主义目的是民间多神信仰的人为原因和常态需求。东汉时佛教甫一进入中国，释迦牟尼首先被当做能飞翔的“胡神”，表明即使在王公大臣心目中，佛的性质与他们熟知的海外神仙也没有什么不同；道教本来就是在民间土生土长的神灵仙真谱系中发展起来的“人—神”二元结构信仰，古代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成员对这些神明都不会觉得陌生，也不会对这份神谱的持续滚动扩充表示惊诧。因此，佛教、道教嵌入儒教主导下的社会思想构架的可行性，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内在的文化心理条件和“神学”认知条件。《易经》编纂之时，尚无后来意义上的儒教，佛教和道教更无踪影，但其中明确提出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政策观点，也是基于民间社会已经积累了同样的条件，能够使“圣人以神道设教”而达到“天下服矣”成为可能。 

后世封建统治者就是继续从这样的国情民情出发，不约而同地秉持“神道设教”的政策，在“万教平收，一体朕怀”的表面现象之下，实际以能否“阴翊王化”为最大前提，对任一宗教的存在价值采取以工具理性为主的评判标准。用马克斯·韦伯这位对中国历史“伟大的外行”在其《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所理解的孔子的意思来表述，则是：“世界的秩序是靠着信仰才维持得住的。因此，宗教信仰的维护，对政治而言，甚至比民生的顾虑要来的重要。”但此处要顺便指出，普通百姓对自己的“民生的顾虑”，对实现自己各种现世生活愿望的诉求，又是维持宗教信仰的主要“物质”动因，是“神道设教”赖以遂行的“草根”基础。尽管“设教”的重点乃是灌输精神性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观，但其方法却是将信仰者的“顾虑”和“愿望”获得神明回应的途径与诉求人自己的道德实践挂起钩来，并且不失时机地将符合国家提倡的公私道德标准的突出典范直接模塑为神明，递进地增强“神道设教”的“神圣资本”，引导民众敬拜和寄愿。这是儒教国家体制对民间造神传统的“为我所用”。“寓教化于乞灵之中”，可以称得上是“神道设教”的特质。至于这些神明最后归属何教谱系，树立者当初倒不会考虑太多。

反思中国政教关系传统，正确理解“宗教宽容”和“宗教信仰自由”

就“神道设教”来说，儒教、佛教、道教以“三光丽天”般的煌煌行迹，泱泱中华以“礼仪之邦”的历史声名，恰切地见证了这个悠久政策的成功，其中儒教一方面不断启动自身的“造神”机制，履行“神道设教”的职能，一方面又不断把“神道设教”的适用范围向其他各教推衍，这些做法都得到政权力量的支持，或者毋宁说是国家施政御民的分内之事。在这样一种方针终于变成政治惯性思维的同时，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象宛如“穿越”似地呈现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抽去特定的语境背景和时代属性，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多数时间里岂不是一个近乎完全“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度？

当然，对这个有些突兀的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也肯定是突兀的，因为就如同“宗教宽容”的概念一开始不能脱离资产阶级“自由”、“人权”的思想体系而凭空出现、孤立存续一样，“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只有在具备公民基本权利观念的现代法治国家基础上才拥有完整的内涵。古代中国的政教关系准则虽然大致决定了三教关系的状况及其信仰态势，但说佛教、道教信徒差不多享受着今天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还是像说他们获得了洛克理想中的“宗教宽容”那样不免牵强。不过，在当前世界的现实一再激起人们重新谈论“宗教宽容”的愿望时，引进“国家权威的作用”这个坐标系，再把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角色作为历史参照，却又不是不能得到一点启发。

这里所说的“启发”，也许包括：第一，实现世俗国家对宗教活动乃至特定宗教行为的“宽容”，信仰主体必须表现出本宗教对信仰需求的满足无碍于社会治理、无损于国家安定；第二，实现宗教间的相互宽容，需要不同宗教神学要素的关联耦合，更需要国家权威通过法律手段的施展和调谐，特别是某种宗教在一定范围占据数量优势的情况下，国家权威包括其法律权威的动摇和弱化，必然给“宗教歧视”、“宗教暴力”等“宗教不宽容”言行打开方便之门；第三，作为公共政策的现实宗教政策，其设计和实施的基础不能离开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既不能自我封闭于世界潮流之外，也不能自我迷失在“开放”过程之中，而应善于批判地继承本国本民族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借鉴、发扬其中仍可供“经世致用”的某些成分。惟其如此，儒、释、道三教两千年发展演进的历史经验才能转化为促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宝贵资源，现今依然信徒众多、影响广泛的佛教、道教，连同深深播撒在民众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儒教精华，才能常葆勃勃生机，顺时应世，垂化久远。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