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倡导学习中国应对危机经验【2】

IMF新发现为中国“4万亿”事后背书

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现在出台的建议是建立在坚实的实证研究和分析的结果上：例如，

一.实证研究表明，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

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会在短期内扩大总需求，并在长期内促进整个经济的生产力。

三.运用发达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投资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当年的产出上升0.4个百分点，并使4年后的产出上升1.5 个百分点。

四.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GDP的促进作用甚至可以抵消公共债务的增长， 因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不一定上升。换句话说，如做得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自负盈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分析和“新发现”，其实和我们前述一系列研究的发现相同，而且也正是我们上述政策建议的理论和经验依据。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中执牛耳地位，这些“新”研究和倡议实际上为中国在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初期实施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做了事后的背书；并为我国在未来发达国家复苏乏力，出口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时采用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措施，以及为其他国家“向东看”开了绿灯。

2009年二月，这一来自中国经验的倡议开始提出时，国际上响应者了了，当时主流的看法是政府在危机中的主要功能是发放失业救济，维持社会稳定，利用危机倒逼平时做不了的结构改革，例如，减少政府对电力、石油的补贴等。

现在危机超过6年了，全球经济尚未能走出困境，赞同以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发放失业救济的人越来越多，包括美国前哈佛大学校长、财长、国家经济局局长萨默斯这样影响国际舆论走向的著名经济学家在内。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全球著名顾问公司麦肯锡也于今年5月底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邀请各国领导人和财政、金融、实业界的领袖召开全球基础设施会议，推动这一计划。

今年9月20-21日，20国集团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澳大利亚凯恩的会议上，也重申基础设施投资对于重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见，引领世界新思潮的观点不见得只能来自发达国家的学者。

尽管发达国家的理论界仍然左右着世界的政策思潮和实践，但是全球的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尚未从危机后的衰退中完全复苏、恢复稳健的增长。主张政府不应采取反周期措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固然被各国政府在危机中所摒弃，传统“挖个洞补个洞”、给失业救济和打开货币闸门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也已经走到了尽头；储备货币国家利用货币霸权推出“非常态货币干预的数量宽松政策”，也未能根本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

并且，如印度央行行长拉古然 拉詹 （RaghuramRajan)最近多次公开批评所指出的，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政策最初导致大量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资产泡沫，现在的退出又导致大量资本流出，造成外汇储备损失，货币贬值。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可能引致新兴市场国家‘孤立无援’，被迫采取竞争性货币扩张以保持国际竞争力，而出现双输的结局⑥。

中国学界是否需要观念上的转变？

既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向东方看，学习中国在遭到危机冲击经济衰退时的应对经验，倡议以能消除增长瓶颈、创造就业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恢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我国的学界是否也需要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

解决中国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否也可以来自于我们对自己问题的性质、可动员来解决问题的资源和条件的认识，来自己寻求解决的方案，而不是一出现问题就向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或国际权威机构的政策建议中去寻找答案？

是否也可以从我们自己创造的经验中去总结出新的理论对世界理论的前沿做出贡献？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是否也应该根据我们对全球问题的认识，提出能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倡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知识界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