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
1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全文。“十三五”规划主要针对的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然而在第八章以一个章节的长度来论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引发了外界的密切关注。
其实，把“党建”加入五年规划之中并非第一次，比如“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也有“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类似内容，不过仅仅作为一个章节的一部分而存在。像“十三五”规划这样系统性地对党建加以论述，特别是用整整一个段落来阐述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尚属首次。
为什么“十三五”规划建议比“十二五”更加重视反腐制度建设的内容呢？这其实与中国这些年的反腐实践有关。十八大以来，中央明显加大了反腐败力度，查处副省级以上官员100人以上，仅仅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就开除了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等10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党籍，可谓“史上之最”。
这样的“史上之最”固然说明了中央反腐决心之坚定，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大量的腐败案件集中发生，说明我们的反腐制度建设远未完善，反腐败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中央培养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并不容易，而上百位高官在两三年内密集落马也让中央数十年的干部培养心血付之东流，许多关键岗位上的干部出现了断档。特别是在山西等地，出现了群体性、塌方式腐败，一大批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干部纷纷倒下，有的地方的县委书记长时间空缺，不得不从外省调任。
这些干部落马无外乎“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钱色交易”，这些交易的背后往往和各种项目、工程审批、实施、监理、验收等环节的漏洞有关。“项目上马，干部下马”在一些地方已经不仅仅是个别现象，由制度和监管缺失引发群体性寻租带来的大规模腐败案例不得不令人警示。这其中，“能吏腐败”的现象尤为突出，比如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等人。长期以来，这两位在官场和民间都有巨大争议，但推动工作力度大，敢于拍板等工作作风被冠以“改革”的标签而受到媒体推崇。刘志军曾被媒体称为“中国高铁之父”，而仇和则曾获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奖。然而，当巨大的贪腐事实被揭开以后，这两位的公众形象也随之迅速坍塌，他们推动改革的业绩并不能成为减轻其法律罪责的合适理由。
刘志军和仇和的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要思考，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发展带来的是腐败横行，那么发展的要义就会被扭曲，财富的分配也会越加不公，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危害到整个改革开放的大局。
因此，“十三五”规划建议对反腐败的论述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巩固反腐败成果，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才能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
（高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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