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
个人打假行为，时不时遭到反制。因此，打假人每遇同行遭难必发声，成为一种自觉的“行规”。
2015年6月，暂住在广东惠州博罗园洲镇的陆元昌等4人到石湾镇一家商行购买了没有中文标签的红酒10多瓶、巧克力、糖果等物品一批，共花费7000多元。陆元昌以这些物品产地在境外却没有中文标签为由要求十倍价格赔偿。遭到商行老板拒绝后，陆元昌等人到石湾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举报该商行出售不符合规定食品。不久后，陆元昌等3人被刑事拘留。
王海说，同行出事，职业打假人除了各自的日常业务外，会找专家和律师在媒体上发声，进行“营救”。同年8月10日，陆元昌等3人因博罗县检察院不予批捕，无罪释放。
2014年12月中旬，黑龙江省明水县货车司机李海峰食用今麦郎“诱惑酸辣牛肉面”后出现腹痛腹泻症状，他发现所购买的方便面已过期将近一年，醋包里有明显异物。随后他向今麦郎“惩罚性”索赔300万元，后追加至500万元，最后又减少到450万元。
2015年11月4日，李海峰被控敲诈勒索罪，隆尧县法院于当年12月18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李海峰有期徒刑8年6个月。
获刑入狱后的李海峰，获得何山、王海等法学界和打假界的声援。
何山在新近的一次发布会上表示，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3·15”至今的20年间，全国各地已有16例涉及19人因购假索赔，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全国人大法工委原巡视员、《消法》主要起草人之一的何山认为，官方打假队伍并不是铁板一块，某些地方出现“打假，假打，越打越假”的怪圈。也有其他学者指出，官方之所以对制假者出现假打，对打假人反而真打的情况，是为了保持某种“生态平衡”，如果制假者全部被打没了，官方打假队伍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电商“梦魇”
网购打假爆发式增长，失业青年月入十万
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发展，打假也迎来了这个行业的互联网+时代。
2015年1月23日，国家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发布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此次监测共完成92个批次的样品采样，其中有54个批次的样品为正品，正品率为58.7%.
此次监测抽查了淘宝网、京东商城、天猫等平台，以电子产品、服装、化妆品等为重点监测种类。从各购物网站的监测结果来看，淘宝网样本数量最多，为51个，但正品率最低，仅为37.25%.
令官方忧虑的监测结果，却令打假人兴奋不已。这一结果公布之后，更为熟悉网络的80后和90后打假人大量涌上电商平台，X电商平台2014年的假货赔付额仅40多万元，但2015年就飙升到了1000多万元。处理投诉业务的该电商工商事务部2014年人员不足20人，为应对打假人的大规模投诉和索赔，目前该部门已经扩充到100余人，人力成本达到1000多万元。
群狼攻击
虽然电商平台假货率惊人，但苦于无法实地查看，在2014年之前，电商平台并未遭到职业打假人的大规模打假。
缺口在20 15年打开，“史上最严”新广告法在当年9月1日实施之前，媒体大量宣传。“最”、“一流”、“独家”、“超”、“100%”等绝对性用语，功效夸大，电商平台的满减活动不诚信等问题，都成了新一代打假人揪住电商和卖家索赔的辫子。
相对于老一代打假人的个人打假，新一代的80后和90后打假人，在网上以Q Q群为新的聚集模式，他们在假货信息和上互通有无，打假方式是只认假货不认卖家，一旦发现假货，群起攻之。
在Q Q的“找群”搜索功能中，输入“打假”，显示的打假Q Q群达到上百个之多，以每个群100人计算，新一代的网购打假人数达到了万人级。
X电商平台数据显示，自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电商平台监测结果后，从2015年3月开始，该平台遭遇打假次数呈爆发式增长，8月迎来大爆发，职业打假人的投诉占到了该平台总投诉量的82%，当月赔付额高达316万元。
9月，新广告法实施后，家电、数码、保健品、母婴产品成为打假人索赔重点品类。当女性胸罩标注100%纯棉，被打假人以胸罩上有金属扣子为由打假的时候，X电商平台已经不堪重负，干脆不再直接赔付职业打假人，而是改为任由国家部门处罚。
责编：刘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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