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要做的，就是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将这些成功经验引入东北。当然，这些经验看似简单复制，实则是系统工程，需要有敢闯敢为之人，直面体制机制的障碍，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
人的思想意识不可能说变就变。地方政府要做出表率，必须发挥超前引领的作用，把近些年中国其他地区先进的制度引入进来，诸如引入股权投资者、引入了新的管理方式、鼓励企业通过各种渠道上市等等。只有用新的经济要素做增量，才有可能更本性地逐步改变旧体制。
东北的产业结构和在中国的区位和地位，与鲁尔和匹兹堡有颇多相似之处。东北地区的转型发展，当然也不能跳脱开这样的发展规律，即循着“再工业化”或“新工业化”的历史周期，寻找再次崛起的契机。
中国体量巨大的经济以及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正在为中国制造业创造全球市场空间。自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制造业已再次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传统制造业正在从生产方式、商业模式、产业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变革。而为了赢得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无论是传统的制造业强国还是制造业大国，都面临着新一轮制造业革命。
这是一次“再工业化”的历史档口，在这个档口期，东北需要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优化存量，用好增量，还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建，观念上的更新。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
(本文原题：在东北再工业化的历史档口.刊于3月14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责编：宋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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