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图源：第一白银网）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曾经讲过：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为此，他发现东南亚国家早期经济的发展，只有资本的积累、劳力投入的增加，但就是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他预测这些东南亚国家迟早会发生经济危机。果不其然，他的论文是1994是在发表的，三年之后，1997年东南亚国家就发生经济危机了。
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呢？对这个问题，先前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研究发现。比如之前有研究用中国宏观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在90年代并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所以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也很悲观。事实上，这是由于宏观数据有加总偏差的问题。最近，有一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用了中国的微观企业数据，也就是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就发现2000-2008年之间，中国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增长很快。
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估算为什么有不同的结论？主要的原因除了宏观数据加总可能产生的误差以外，还是就是计量方法的不同。但我们的发现对各种最新的前沿衡量生产率的方法都是稳健的。如果是以附加值来衡量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话，中国该段时间有2.7%的年增长率；如果是以毛产出来衡量的话，则年增长率可以达到7%。这个发现比较可靠。因为如果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没有每年7%的年增长率的话，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宏观的GDP增长率能达到8%以上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具体可参见笔者的专著《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理论与实证》。
那么，如何才能够实现比较可持续的TFP的增长？可能的途径至少有三点。第一是提高教育和培训投入；第二是多进行研发；第三则可以通过贸易全球化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第一点，人力资源的提升是实现TFP提升很重要的途径。教育年限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力生产率。不过我这里想强调的是，高等资源的增长，不仅包括正式教育，也包括非正式教育。作为非正式教育的重要形式，在岗培训也是促进工人的劳力生产率的重要途径。笔者与刘青、丘东晓的论文《工作培训与企业生产率》正是研究了企业内部的培训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匹配（2004-2006），他们研究了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首先，如果进口竞争更为激烈的话，企业的平均利润会下降，这样，企业就不愿投入太多的资金进行企业内部培训。其次，低生产率的企业更可能对培训工人，否则如果生产率没有升上去的话，这些企业就好被淘汰出局。最后，最终品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对那些有较大的工人培训投入作用更大。
第二个是企业的研发。我们知道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鼓励大家进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方向自然是对的，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还需要区分两类不同的研发：一种研发是工艺研发和生产过程改进。第二个是新产品的研发。工艺研发和生产过程改进更适用的行业是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比如说服装行业等），新产品的研发则可能对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有效。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固然更多的研发是从产品本身的工艺创新开始，不过，有没有可能中国的技术发展可以经历一个弯道超车的过程呢? 也就是克鲁格曼教授所提到的“蛙跳理论”。发达国家因为在传统的技术上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如果这些技术比较成熟，他们不太愿意去尝试新的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刚进入某个行业，不论对当前成熟技术还是对新技术，他们的投入都差不多，这样的话，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通过对新产品进行研发。比如说，华为，现在是中国最大也可能是最成功的私有电信行业，它的每年的研发投入是110亿美元。它的成功应该是跟它的巨额研发投入差不多。
第三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具体而言，贸易自由化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国外关税的减免、中国最终品关税的减免和中国中间品关税的减免。三种方式都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先来看国外关税的减免对TFP的提升作用。中国作为WTO的一个成员国，当中国降低进口品关税的同时，国外的贸易伙伴国也会降低对中国出口品征收的进口关税。这就可以提升中国企业海外销售的市场份额，市场的扩大可以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再来看中国最终品关税的减免，那也可以通过进口竞争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怎么理解这一点呢？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汽车制造商，奇瑞，当中国对进口丰田汽车降低关税的时候，就会给奇瑞带来了与其他汽车厂商之间更激烈的竞争，这样生产率比较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局，而大的企业可以做大做强。还有，就是中国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比如说如果，我国降低了进口轮胎的汽车关税，那么相当于降低了本国汽车制造商--奇瑞的成本，所以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利润，从而促进其生产率。
那么，问题是在所有的不同贸易自由化形式中，到底哪个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最大呢？在笔者发表在《经济学期刊》（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中，我用中国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研究，一开始我们发现最终品关税的下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较大。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贸易有一本以上是加工贸易（目前约有1万亿美元），而加工贸易是免交关税这两个重要性质的话，我们的发现就会有不同。特别地，如果去掉加工贸易的话，我们发现中间关税减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这个发现跟其他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做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总之，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微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新世纪以来有很大的进步，贸易自由化是促进企业生产率进步的重要因素。新世纪以来，各种贸易自由化可以解释中国15%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目前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特别是中国的老龄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启示。中国现在的老年人的人数也在不断地增长。目前中国有13.7亿人，而人口抚养比是37%。所谓人口抚养比，就是人口高于65岁的人和人口小于15岁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37%的人口抚养比就世界横比层面来讲是很低的，但从时间纵向比较的话，是在不断上升的。目前，我国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有2.22亿人，占了所有人口中的16%，也就是说老龄化将会是我们面对的很现实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不断增加的人口老龄化表明中国不再是一个劳动力廉价的国家。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劳动力不是可以无限供给的，2004年之前人口红利最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之所以人口红利在下降，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本身的供应在下降，第二就是我们在各个地区实施了最低工资法。
总之，目前我们已经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对此，我们前面也已经举出中国与非洲其他低工资国家的劳力成本的差距了。这里学术界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各地区最低工资的实施能否提升我们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
笔者与崔晓敏、袁东的论文《最低工资和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研究了讨论了最低工资上涨对我国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他们发现，当要素替代弹性较大时，最低工资上涨促使企业生产成本上涨，用资本、中间品等替代非技术工人，并最终导致其利润率、成本加成和国内附加值比降低。然而，当非技术工人的可替代性较小时，最低工资上涨则可能使得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重被动提升。他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首先，最低工资上涨使得一般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下降，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上升有助于冲销最低工资带来的负向影响。其次，最低工资上涨则对不同生产率和劳动密集度的加工贸易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较低时，最低工资上涨可能迫使其国内附加值比重被动提升。
那么，回到真实世界中，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到底有多少工作可以外包转移呢？中国目前的总就业数是7.8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就业占了35%，这样一算，制造业的就业人数2.5亿美元，而在制造业部门最少会有8千万工人。这其中哪怕一小部分转到外国去也会对当地的就业产生积极明显的影响。
那么，哪里才是中国劳力密集型产业的目的国呢？通常的看法是东南亚国家离我们比较近，应该是中国劳力密集型产业的理想目的国。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现在把生产的基地从中国转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他们在一、两年之后会发现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又不复存在，那么，中国企业还要再搬家，所以东南亚国家并不是理想的选择。相反，那些投资环境比较理想、社会治安又比较好的非洲国家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
再者，如果劳力密集型从产业搬出去了，那么中国国内的劳动力如何找工作呢？我认为他们应从劳动密集型行业更多转到以服务业为重心的行业。目前我们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50%左右，比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75-80%的水平要低得多，所以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众创业”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OFO单车项目，该项目其实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发起的，该项目就做得很成功。
最后，国应该尽快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尽管产品的质量和国内附加值并不是相同的概念，但它们总体而言是正相关的。不久前，笔者和张睿的论文《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准确衡量：挑战与解决方法》重新准确地衡量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品质量。我们的研究强调了，当要衡量企业产品的质量时，传统使用的用产品的单价来做为代理变量的做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同的产品如果有同一单价时，占有市场份额较大的产品质量应该比较好。不过，光考虑单价和市场份额这两个需求面的因素也不能就能决定产品的质量高低，同时还得考虑供给面的因素—高生产率的企业通常可以把产品的价格定得较低来保证竞争力，但这并不说明它们的产品质量差。总之，他们认为，只有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率才有能提高，中国经济才能得以持续的增长。
总的来说，特朗普上台后实行了贸易保护政策，逆全球化趋势明显。习特会之后中美贸易呈现良好势头，中美未来的发展态势应该会有良好的发展的。但中国也应该未雨绸缪，如果特朗普坚持打中美“贸易战”，中国得想努力避免负面影响，大力实现贸易全球化，推进自由贸易， 积极扩大进口，积极做实“一带一路”的工作，争取“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合作共赢国际环境。同时努力提升企业生产率，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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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栾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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