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过去两年里，DRAM内存条价格能够持续上涨，很可能也与分销商间的价格竞争受到限制有关。而且，往往厂家会通过书面形式对分销商的分销与零售价格做出约束，会处罚不服从相关约束的分销商，甚至通过电商平台等第三方来协助监督分销商是否背离厂家对相关产品零售价格的约束。而这些书面证据往往可以成为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相关市场是否存在限制竞争行为的突破口和直接证据。所以，很可能反垄断执法机构会进一步调查内存条等半导体元件分销市场的固定或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
但是，从2013年至今，发改委系统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某一企业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查处都没能没收违法所得，而且调查大多局限在某一省，而没能全都推广至全国范围。例如对海尔、通用汽车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查处仅限于上海市场，对奔驰、VIVO同类违法行为的查处仅限于江苏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违法行为发生在多个省份，违法收入高于被查省份的罚款，那么从事这类违法行为仍会非常有利可图。
所以， 不仅目前被执法机构关注的内存条市场，很多行业都仍旧可能存在大量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反垄断的阴云很可能从内存条行业再飘向其他行业。
五、三大反垄断执法机构如何面对整合考验？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公布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三合一”便一直是媒体和产业界、投资界非常关心的焦点话题。 今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能组织对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的现场调查，客观上向外界释放了反垄断执法工作并未因为机构整合而耽搁的信号。
巧合的是，就在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被反垄断执法机构现场调查的5月31日，原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执法局副局长、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陆万里组织23个省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湖南岳阳召开了反垄断案例研讨会，湖南省工商局在这个研讨会上介绍了以往查办12个反垄断案件的执法经验。这也表明，各省虽然未能完成工商系统和发改委系统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整合，但是工商系统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然而，在原工商系统反垄断执法人员召开案例研讨会的同一天，原发改委系统反垄断执法人员对重大案件展开现场调查，或许仍显示，工商系统和发改委系统的反垄断执法无论在国家面还是在地方层面，仍都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还未能拧成一股绳，真正形成合力。
在反垄断机构整合的大趋势下，无论内存条市场的反垄断调查最终将着眼于横行价格操纵、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还是分销市场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本案都会和微软案、京东举报阿里巴巴“二选一”案、工商银行牵头限制对公贷款利率案、去年末天然气市场价格操纵案等未公开查结的反垄断案件一样，在《反垄断法》生效十周年之际，成为检验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整合效果和执法能力的试金石。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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