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中國好聲音”之憂【2】

　　（二）

　　這就立刻牽扯到如今歌壇原創歌曲所呈現的弊端了。因為這些弊端，直接影響著年輕歌手對於原創歌曲的創作。如今，新歌不少，大多只是過眼雲煙一般，沒有能夠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樣的歌曲，無論是對於宏大主題的抒發，還是對於個人情懷的內心世界的演繹，都顯得有些空洞浮泛，大而無當。我們依然願意走晚會歌曲的路子，也願意孵化出千篇一律的愛情歌曲。這樣的歌曲，不是願意走宏大敘事的路子邀寵媚上，就是願意吃著別人嚼過的饃，透著幾分虛假和造作，屈膝於評委、名次、市場或時尚。我們缺少對於音樂最基本真誠與朴素的表達方式。從歷史的原因來說，是和我們社會曾經長期處於的假大空有著明裡暗裡的關系，或無奈的藕斷絲連，或慣性的輕車熟路。從現實的原因來看，是因為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讓我們的個人情感的表達可以輕而易舉地被程序化和模式化，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從電腦軟盤裡找到為我們設計好的所有文件，也可以手到擒來從各種漂亮精美的賀卡中找到我們所要的標准化詞匯，復制出我們所要表達的所有的感情，用快遞公司去派送。我們同時也受到流行文化和消費文化滲入到骨髓的影響，因此我們更願意“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式的和“愛你一千年一萬年不變”的感情奢靡和空泛的抒發。朴素的表達方式便這樣理所當然地被拋棄，真誠便這樣輕而舉易地被閹割。

　　其實，無論晚會歌曲的宏大，還是愛情歌曲的空泛，都是我們習慣於“大”字上做文章，“空”不過是“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真正的音樂，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法國音樂家德彪西的家人在回憶德彪西小時候的一則逸事時說，小時候父母給錢讓孩子們買早點，其他孩子都是撿最大的糖果，唯獨德彪西撿最小最貴的，即使在兒童時代，德彪西說：大的東西讓我惡心。當然，這是為了解釋德彪西后來在音樂領域對“大的東西”即以貝多芬為首的德國音樂的“古老城堡”一場完全顛覆性的音樂革命，從而創造出了嶄新的法國音樂。

　　（三）

　　德彪西所謂的“大”與“小”，不過是藝術的一種隱喻。實際上，是我們對於藝術的、也是對現實與人生一種認知和投入的態度。記得鮑伯·迪倫年輕時候唱過一首叫做《他是我的一個朋友》的歌。他是在芝加哥的街上，跟一個叫做艾瓦拉·格雷的瞎子歌手學來的，他進行了改編，變為全新的演繹。這首歌是為了紀念一個叫喬治的黑人，喬治僅僅因為偷了70美元就被抓進監獄，在監獄裡，他寫了許多針對時弊的書信，惹惱了當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鮑伯·迪倫憤怒而深情地把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義，我曾經聽他一次以簡單的木吉他伴奏清唱這首歌，一次用女聲合唱做背景的吟唱，唱得都是那樣情深意長感人肺腑。我們缺少這樣擁有原創歌曲的歌手，因為我們缺少這樣對現實關注批判的態度和藝術提煉再現的能力。僅僅是熱鬧的好聲音，是不夠的，走不遠的。

　　作為選秀節目的大眾文化，本身的缺憾，在於自身文本的貧困。美國大眾文化研究專家費斯克教授曾經說：“大眾文化的文本充滿了裂隙、矛盾與不足”﹔“大眾文化中具體文本的貧乏性……因為它的短暫性和重復性。”因此，“中國好聲音”雖然力求出新，但自身文本所存在的這種“短暫性和重復性”，使得它只是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商品被人們消費，而一時承擔不起流行歌曲原創力的重擔，我們對它無須苛求。需要引起重視的，是坐在轉椅上的導師，更是我們當今整個音樂界。 

(責編：李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