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山大學校內一餐廳在辦理《餐飲服務許可証》時,被要求出示其法人代表中山大學校長本人的計劃生育証明,對此,番禺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這是“為配合番禺區當地計生局工作的需要”。 |
動輒捆綁“計生証明”,不過是打著“計生”的幌子,進行行政亂作為。根治這種計生亂象,需要通過清理“計生証明”的“捆綁”亂象,徹查行政亂作為。
據報道,近日中山大學校內一餐廳在辦理《餐飲服務許可証》時,被要求出示其法人代表中山大學校長本人的計劃生育証明,而衛生部頒布的《餐飲服務衛生管理辦法》則未要求辦理該証時須提供負責人的計生証明。對此,番禺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這是“為配合番禺區當地計生局工作的需要”。
不久前,國家計生委下發通知要求解決“計生辦証難”,現在“難度”還未得到切實解決,又爆出計生証明“高附加值”的新聞,無疑讓這一問題更加引人注目。
餐飲服務許可,和餐廳法人是否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毫無關系,當地做此“捆綁”,既有悖常理,也涉嫌違反行政許可法。在《餐飲服務衛生管理辦法》沒做相關要求的情況下,番禺區食藥監局下發的一紙《辦事指南》,就規定了凡辦理《餐飲服務許可証》和《藥品經營許可証》,均需提供負責人的計生証明。這樣的“指南”是如何出台的?
一段時間以來,包括“准生証”在內的一些“計生政策”,遭到的批評很多。原因即在於,這些証明不僅辦起來耗時漫長、程序繁瑣,而且現實中和太多東西做了捆綁,比如一些地方沒准生証辦不了個人生育保險,母親不上環就不給孩子落戶,沒有相關計生証明孩子不能入學等。現在的“辦餐館要計生証明”,則以一種更加荒誕的方式提醒:計生政策在執行過程當中究竟異化到了什麼程度,甚至變成了侵犯民眾權益的工具,理應進行清理。
在一些地方,“計生証明”正在變成一個“筐”,隻要是一些地方公權力部門想做的,都可以往裡裝。因為計生是國策,捆綁相關公共服務或者行政許可時,往往更加無所顧忌。而“計生政策”承載的社會服務越多,其功能性就越強,相關操作部門的權力空間就越大,而這種因公共服務的無限捆綁帶來的部門權力的膨脹,不僅於法無依,還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
需要提醒的是,計生的國策固然重要,但在落實的時候,也不能無視法律法規,凌駕於法人單位或公民的基本權益之上。否則,在其他政府部門的“配合”下,計生部門表面上看是較好地控制了人口生育率,實則設置了若干人為的障礙,是以民眾的權益犧牲為代價的。這顯然有違計生政策的初衷。
因而,連開餐館都捆綁上“計生証明”,不過是打著“計生”的幌子,進行行政亂作為。根治這種計生亂象,需要通過澄清和清理“計生証明”的“捆綁”亂象,徹查行政亂作為,讓計生的歸計生,衛生的歸衛生,餐飲的歸餐飲,各行其道,各守其規,還公共服務以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