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西方興起依靠制度基礎

一個國家的貨幣化能力或者說“錢”的多少是其制度資本的具體表現，它的“錢”能否成為“國際貨幣”也決定於其制度資本。沒有哪個國家天生就掌握“國際貨幣”的發行權，而是哪個國家有著世人公認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錢”就值錢。

一個國家有沒有“錢”取決於它能不能將各種未來收入流和“死”財富作証券化、票據化，不取決於它有多少金銀。而能否進行廣泛的証券化和票據化交易又受制於它的制度。所以，制度的優劣決定一個國家“錢”的多寡。

金融証券技術不僅對個人、對企業的意義重大，對國家的發展也是如此。比如說，為什麼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歐洲競爭中，英國最后戰勝了法國進而主宰世界？英國之所以在十八世紀開始遠遠超過法國，並最終在世紀末戰勝法國，其關鍵之一就在於英國有更發達的金融技術讓它更能將未來收入提前變現。中世紀的歐洲戰爭不斷，慢慢地大家都要靠借國債發展軍力，誰能借到更多、更便宜的錢，誰就能擁有更強的軍隊，特別是海軍。1752年時，英國政府的公債利率大約為2.5％，而法國公債利率是5％左右。1752年到1832年期間，法國政府支付的公債利息基本是英國公債利息的兩倍，這意味著什麼呢？要知道18世紀中，英國每年的財政收入有一半是用來支付國債利息的，也就是說，假如那時英國的國債利息跟法國的一樣高，那麼要麼英國必須減少借債、要麼英國每年的所有財政收入都用來支付利息，前者會使英國的軍力下降，而后者會使其政府破產。兩種可能的結局中，哪種都不好。但正因為英國有著比法國遠為發達的証券市場，使英國不僅能以未來收入為基礎融到更多國債資金發展國力，而且需要支付的融資成本也比法國低一半。更強的証券化能力使英國可以籌到更多的錢用於發展國家實力，使英國從18世紀到20世紀初都一直擁有世界最強大的海軍，讓不到兩千萬人口的英國主宰世界兩個世紀。

誰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把更多的未來收入作証券化變成今天的錢，誰就能在未來擁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因此，証券融資不只是簡單地把未來的收入提前花，而是為未來創造更多的發展空間，也會決定在競爭中誰會成功。

証券化使“錢”更多

把未來收入流、土地之類的“死”財富証券化后，社會中的“錢”的確會因此增加。換句話說，隻要是別人願意接收並具有流動性的有價物或票據，隻要它代表著信用，那麼任何物或票據都具有“錢”的本性，也可看作“錢”，其流動性越高，“錢”性就越強。

攜程未來的收入流是未來的財富，但不是物，也不是票據，所以不是“錢”。但上市之后，代表攜程未來收入流權利的股票就有了極好的流動性，攜程公司可以拿其股票去收購別的公司，買任何物資﹔其股東也可拿股票去換“政府錢”、換“私人錢”，或干脆拿它去“換飯吃”、“換衣穿”。因此，攜程股票、分眾股票、百度股票也是“錢”，只是它們自身不是“政府錢”。

根據以上意思，未來收入流、“死”財富証券化的效果實際上是讓更多的有形和無形財富貨幣化，讓社會中的“錢”更多，達到更高的讓財富產生財富的效果。貨幣化加快資源的配置速度，降低配置成本，提升配置效率。

過去，我們隻把銀子、金子、銅錢看作錢，是因為在沒有保障証券、票據的價值信用的現代制度架構下，隻有硬型有價物才有可能成為通貨或者說“錢”，社會隻認實物“錢”。所以，銅銀開採量的多少，加上銅銀的進出口量，就決定了中國有多少“錢”，以至於在中國近代史上多次由於銀子被運出國太多，而致使中國沒“錢”了，給中國帶來經濟危機。也正是由於這種“錢”觀，到今天還有許多學者——比如暢銷書《白銀資本》——認為之所以西方國家在近代興起，是因為它們從墨西哥等拉美國家掠奪了太多的銀子！說是這樣才使西方國家有了“錢”！

作為一種金屬，白銀本身沒有太多的工業價值。但正因為許多國家在不同時期用白銀作為貨幣，所以它就特別值“錢”。而之所以白銀被用作“錢”，就是因為沒有發展出支持票券信用的制度。換言之，隻要有了便於金融票券交易的制度，金銀作為“錢”的價值就沒有了。這也是為什麼隨著現代政治法律制度的興起，金銀作為“錢”的價值越來越低。

因此，一個國家有沒有“錢”取決於它能不能將各種未來收入流和“死”財富作証券化、票據化，不取決於它有多少金銀。而能否進行廣泛的証券化和票據化交易又受制於它的制度。所以，制度的優劣決定一個國家“錢”的多寡。

金融技術推動了西歐文藝復興

美國有著讓任何資產、任何未來收入流提前變現的証券化、資本化體系。它的這種金融與制度體系當然不是過去一、兩個世紀才發明創造出來的。金融技術革命早於工業革命，但受到178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的進一步推動。將未來收入提前變現的証券化技術最早出現在1262年的威尼斯，后在西歐國家逐漸發展。

在金融品種方面，12世紀之前的西歐跟當時的中國一樣，以某種有價物或收入流為抵押的私人借貸是主要的金融交易，這種債據往往沒有流動性。跟中國不一樣的是，從那時開始，意大利的城邦國家由於戰爭開支的不斷上升，它們必須拿未來的政府稅收做抵押向民間借債，當時的這種政府公債往往是強行分攤到個人，是他們必須購買的短期“愛國債”。這種公債的期限一般很短。

可是，到13世紀中期，威尼斯、佛羅倫薩和熱那亞這三個城邦國已發行太多短期政府公債，靠簡單的到期再借、一次接一次地把短期債務續接下去的做法已經難以奏效，它們必須推出長期債，把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壓力平攤到未來許多年，逐年支付。換言之，此時的城邦國政府必須找到把未來許多年的稅收提前變現的辦法，必須做長期融資。按照GeoffreyPoitras於2000年出版的《TheEarlyHistoryofFinancialEconomics：1478－1776》一書的介紹，1262年，威尼斯政府是第一個把眾多短期債合到一起，由一隻意大利文稱為“Mons”的長期債券基金持有，然后再把該基金的份額按股份証券的形式分售給投資者，這種股份的意大利文名稱“Prestiti”，它可以在公眾市場上隨便轉手交易。這算是現代資產証券化、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及公眾基金的前身。當時的意大利人當然沒想到這一創新的意義所在。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發行的Prestiti從1309年至1502年的年度價格序列，是世界至今能找到的最早証券價格時間序列。

起初，威尼斯的Prestiti隻有威尼斯人可以買賣。到14世紀中期，外國人也可買賣這些債權基金股份，並很快成為特別受西歐人歡迎的投資品種。

由城邦政府以未來稅收做質押向大眾發行公債這項証券技術，在13、14世紀從威尼斯、佛羅倫薩和熱那亞往西歐其他國家傳開。

隨著債券市場在16世紀的進一步發展，期貨和期權交易於1550年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証券交易所、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出現，進一步推動証券市場在西歐發展。

因此，到16世紀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從美洲大舉運回金銀的時候，意大利、法國、荷蘭、德國、比利時等西方國家將未來收入、將資產証券化的能力已非常強，他們已有能力把未來的收入變成那時的錢，有很強的“生錢”的能力。他們已經比世界其他國家更有“錢”了。

從13世紀到16世紀，意大利銀行和猶太人錢鋪基本壟斷了西歐商業銀行業務。其主要原因是由於整個中世紀，基督教禁止有息借貸，但這一點並沒妨礙意大利人，特別是沒妨礙意大利的倫巴第人（Lombard）去從事放貸和商業銀行業務，以至於從那時開始歐洲人把“倫巴第人”和“商業銀行”用成同義詞，連英文中的“銀行”Bank一詞都來自意大利文的“banco”（意思是“板凳”，因為銀行業者最初是坐在板凳上提供經營錢幣業務的）。當然，在猶太教中沒有禁止有息放貸，所以猶太人也是歐洲中世紀主要的銀行家群體。

因此，在16世紀西班牙從美洲掠奪金銀之前，西歐商業銀行的發達程度已非常高，也足以解決跨國貿易的貨幣支付問題。當然，有更多的白銀能幫助他們與其他洲做貿易，但是，這些白銀對西歐外貿的進一步發展不是決定性的。

如果沒有美洲的白銀，西方國家在17世紀后會怎樣？這種歷史假設當然無法做。但是，如果說西方的興起或崛起靠的是從美洲掠奪過來的白銀，或者說現代金融証券技術也是發生在西方掠奪白銀之后，那顯然忽視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1330—1530年）在商業、金融、文化、科技及相關制度方面的發展，也沒有領會到古羅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那些發展給了西歐以超前的制度資本和實力。在幾何、數學、天文、物理、希臘哲學等研究和教育方面，巴黎大學早在1200年、牛津大學在1214年、劍橋大學在1231年、皮薩大學在1338年成立，這些發展是在美洲大發現之前，但它們為西方后來的科技發明培養了必要的人力資本。

一個國家的貨幣化能力或者說“錢”的多少是其制度資本的具體表現，它的“錢”能否成為“國際貨幣”也決定於其制度資本。沒有哪個國家天生就掌握“國際貨幣”的發行權，而是哪個國家有著世人公認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錢”就值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