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批判者應提升法理修養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法理修養可以理解為有關規則、秩序、公意、共識、正義、理性等方面的思想修養。簡言之，法理也就是關於人類公共事務的道理。凡是關心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都應當具備這種廣義的法理修養，這樣的知識分子才是智者。“法理修養”包括理性精神、規則意識、審慎態度、節制品性、反省能力等方面的內容。

　　為什麼要把法理修養作為評判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尺度？因為他們的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群體性的公共生活。他們的法理修養如何，將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或參與塑造一個社會的規則體系、秩序形態、公共意識、正義觀念、理智態度。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中國當前不少公共知識分子關心的主題。這個主題的實質，是“立法”、“立國”。而如何“立法”、如何“立國”的問題，正是最具公共性的法理問題。從思想淵源來看，我注意到很多公共知識分子立論的基礎，就是英美諸國的近現代法理，特別是英國的法治經驗與憲政實踐，美國的正當程序與言論自由。他們希望以英美近現代的政治法律圖景，來塑造中國的政治法律，來評判中國的政治法律實踐。他們關於自由、人權、法治、憲政的論述，都歸屬這樣的思路。但是，他們對於歐美近現代的主流法理，缺乏基本的反省，甚至沒有最低限度的轉化。盡管追求是真誠的、執著的，但卻失之於武斷、簡單化甚至激進化。

　　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看到了英美自由、人權、憲政、法治的表象，但對發生的原因與背景、演變的過程與方式卻不留意，隻滿足於結論與形式。他們對於英美政治法律思想及其實踐的理解，捕捉到了幾條“魚”，但對於捕魚的方法與條件知之甚少﹔又像一個父親，想要一個出色的兒子，對於養育的艱辛過程卻退避三舍。

　　有些知識分子的言論並未表現出較高的法理修養，為何能得到知識界和社會公眾的認同？原因在於他們提出的尖銳而直率的批評，使他們永遠站立在道義的高地上。可以想象，當他們痛快淋漓地批判現實時，總是激情多於理智。他們的倫理修養、道義高度蓋過了他們的法理修養，蓋過了他們在“立法”、“立國”方面的思想高度。可以把他們看作仁人、義人，卻很難稱為思想者。豐裕的倫理修養與貧困的法理修養，可以描述很多公共知識分子的兩個側面。

　　公共知識分子有義務批評政治現實、為美好的政治探索未來。當代中國的現實也有很多可以批評的地方。然而，在勇敢地批評有缺陷的政治現實的基礎上，還應反思批評所憑借的論據，如何理性、審慎、節制、建設性地謀劃一個美好的政治與社會，如何超越獨斷型的思維方式，以商談型的思維方式探索“立法”與“立國”之道。因此，公共知識分子應是仁者，更應是智者。(作者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