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相遠：習李“新風” 初現端倪

“新風”比“新政”更為貼切

當今中國，30多年高速發展，為社會變革積累巨大勢能。故人們求變心切，往往對新上任領導人，總抱以求新的渴望。

十年前，胡溫體制，經過十六大一中全會至十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形成。新上任的胡溫集體，採取謙恭的親民作風，取消國家領導人出訪的送、迎儀式﹔開會致辭時，首先向聽眾鞠躬致意﹔深入工地田頭，關心群眾疾苦﹔集中政治局成員，定期舉行集體學習，堅持十年不斷，等等。加上面對突來的“非典”疫情，一改以往“內外有別”做法，對隱瞞疫情的衛生部長與北京市長，予以撤職處分，以致每日滾動公布各地疫情，而震動全國，也獲得國際好評。

於是海內外輿論，一片贊揚，稱之為胡溫“新政”。由於這種稱謂，過於提高了人們的期望值，而現實又難以兌現，致使人們漸由熱望至冷淡，最后導致失望，甚至不滿。反而忽略十年來的進步與成果，埋怨裹足不前，錯失改革良機，甚至有人批評為倒退。

這除各種主客觀因素外，同胡溫“新政”這一提法欠妥，也不無關聯。中共領導人更新，10年一任，已成制度。中國將長期處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與探索過程，也已成定局。按鄧小平說法，將長達百年。10年就要出一新政，不太符合歷史發展規律。

新政是指有重大轉折的，百多年來，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各領風騷40年，可謂“新政”。孫中山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毛澤東從1935年遵義會議到1976年去世，41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要到2018年才滿40年。

因此，10年一換的新領導集體，基本在既定的路線、道路、體制內，與時俱進地作些局部改革，這就叫“穩中求進”。“穩”不隻限於社會穩定，更主要指思想、路線、制度等的穩定，以保持執政的連續性、一貫性。故“穩中求進”，就是量變，積若干量變成小的質變。再積若干小質變﹔形成大的質變，方可以曰新政。

故筆者建議，未來十年可期待為習李“新風”，剛開始不宜稱習李“新政”。否則，期望大於可能，到頭來，反而又引起失望。新風與新政不一樣，新政是指對政治體制等，作出重大變革，是若干小質變引起的大質變。而新風是指黨風、學風、文風、作風、社會風氣等的改進，是從量變到小的質變，為大的質變做准備。最終能否稱“新政”，要待10年后再作定論。

筆者這種說法，也許會引起激進朋友的反對，認為過於保守。然而，切不要小看“新風”，當年延安整風，就因整頓了“三風”，便為中國革命迅速勝利奠定了基礎。由量變到質變，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的原理之一，必須遵從這一客觀規律。急於求成，總想畢其功於一役，這種“急性病”的教訓，我們難道還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