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部分民主精英的懺悔

寫過《古拉格群島》、全盤否定過斯大林的索爾仁尼琴在反思時也說“我害了俄羅斯祖國”。曾經親自參與簽署協議將蘇聯解體的三巨頭之一、烏克蘭前總統克拉夫丘克后來說：“如果說在1991年，我知道國家會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狀況，我寧願斬斷自己的手，也不會簽署(導致蘇聯解體的)別洛韋日協議。”

2003年，筆者在訪問俄羅斯時曾與徹底否定斯大林的歷史學家麥德維杰夫交談了4個多小時。他從蘇聯工業化、農業集體化、衛國戰爭勝利、人民的全面福利、知識分子政策、文化振興等六個方面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績。筆者在與俄羅斯科學院某院士交談時，他痛切地說：“把蘇聯送入停尸間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蘇聯人自己。我們俄羅斯人以我們自己的沉痛災難為代價，成為耶穌，悲壯地走上祭壇，向世人和歷史宣告：蘇聯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條絕路、死路。個別超級大國絕對沒有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我是蘇＊＊＊員，現在箱底仍放著黨証。但蘇共垮台時，我也是抱著歡迎的態度。10多年來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使我對我們國家和民族常懷負疚、負債、負罪之感。但我們從中國看到了社會主義燦爛的希望。”

1994年索爾仁尼琴從美國回到俄羅斯。他的回國之行經過精心策劃，先到遠東，然后乘火車橫貫大半個俄羅斯，最后到達莫斯科。他一路上會見各界人士，發表一系列談話，基本上重復了前一年在西歐訪問時說過的話，隻不過有時語氣更加激烈。回國后他曾到各地訪問，實際接觸到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現實，有了更深的感受，並在與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對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對現實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體，更加全面，也更加嚴厲。他在回國后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中回顧了歷史，指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三個“亂世”之一，認為新的當權者所推行的改革不僅在經濟上造成了嚴重的后果，而且造成了思想意識和道德的危機，俄羅斯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復興。(《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71∼173頁)他在杜馬的講話裡說，現在俄羅斯走的是一條“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謬的道路”。他列舉了俄羅斯人民在新政權下遭受的種種“災難和禍害”以及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反常現象，然后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實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頭政治”。(《真理報》1994年11月1日)他在《論俄羅斯現狀》一文中又說，在當今的俄羅斯沒有什麼民主，主宰國家命運的是“由過去共產黨政權的上層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騙手段發了大財的暴發戶”變成的一百五十個到二百個寡頭。他把俄羅斯發生的事情稱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場大災難”，把俄羅斯社會叫做“殘酷的、野蠻的、犯罪的社會”。(《俄羅斯思想報》1996年12月5∼11日)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羅斯》的書，繼續對現實繼續批判，同時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對在私有化進程中用各種手段進行掠奪而成為暴富的寡頭深惡痛絕，幾次要求宣布私有化為非法，把寡頭們據為己有的財產還給人民。索爾仁尼琴對現實的批判十分激烈，這使得丘拜斯也感到意外，后者在一次談話中說，索爾仁尼琴對當代俄羅斯的那種仇恨，“就連在久加諾夫那裡我也很久沒有見到了”，“今天索爾仁尼琴的立場是與專門機關的最反動的部分以及與俄共一致的。”(《生意人報》2000年8月1日)

延續了三十來年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隨著蘇聯的解體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覆滅，也就不再存在了。參加這一運動的人並不因他們反對過的制度被推翻而獲益或掌權，相反，他們仍被拋在邊緣，其中有的人仍然對新政權採取反對派立場，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見者”。這批人過去在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斗爭中先是挾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國，成為外國敵對勢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結果卻被西方拋棄，又受到理應引他們為同道的蘇聯“改革派”和俄羅斯新的當權者的冷落，給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大光彩的歷史和一堆煞費苦心編造的、正在失去利用價值的謗書。他們的結局具有雙重的悲劇性。應該說，他們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進行了反思，思想發生了變化。他們的新的認識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結果，而是通過自己痛苦的經歷和經過內心的激烈斗爭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視。(王小石）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