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王林的“王府”佔地數十畝，內有湖水、小橋和游船。如此大面積佔用土地蓋房，不管土地性質如何，十有八九是違反《土地管理法》的。同時，我國《刑法》第342條規定了非法佔用農用地罪，即違反土地管理法規，非法佔用耕地、林地等農用地，數量較大，造成耕地大量毀壞的行為。這裡的“數量較大”是指基本農田5畝以上，或者基本農田以外的農用地10畝以上。所以，王林佔用大量土地蓋樓房的行為亟待有關部門查究。“王府”至少應該受到嚴厲的行政處罰，甚至被依法拆除。

　　至於說王林用自己的錢違規放貸牟取巨大利益，以及收受他人巨額拜師費等行為，還談不上觸犯刑律，但可能違背民事法律，因而承擔退還不當利益的民事責任。如果王林是“以轉貸牟利為目的，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高利轉貸他人，違法所得數額較大的”，那就構成了《刑法》第175條規定的高利轉貸罪，應該受到刑事處罰。

　　當然，以上分析均基於媒體的報道，但媒體也是犯罪的重要線索渠道。有關部門依法展開調查很有必要。一旦調查屬實，即使王林確屬香港居民，其照樣應該受到刑事追究。按照中國《刑法》規定，隻要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中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即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就要受中國刑法管轄。王林人在香港，也不影響立案偵查。如果需要對王林採取強制措施，可以通過內地和香港間的區際司法協助，要求香港警方將犯罪嫌疑人移交給內地。在香港回歸祖國后，這種協作已有先例，根本不是難事。

　　最后，在王林事件中，我們固然要指責王林向輕信的黨員干部販賣“精神鴉片”，但王林為何能夠吸引一批中國商界、政界和大牌娛樂明星的追隨，無疑值得深思。反過來，正是他們的“陪襯”給了王林“特異功能”。那些涉嫌通過“大師圈”進行非法交易的官員和商人的罪與罰不應該被遺忘。

　　至少官員接受王林等所謂“大師”的精神服務(健康或升官等保証)，說明他們的精神信仰偏離了軌道，是政治上的不合格者。對這樣的官員，至少應該在政治上予以追責，到時候，“大師”不就會遠離他們了嗎？如果官員接受“大師”的“指點”后，為其謀取不正當利益，則可能構成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等職務犯罪，這可是我國刑法要堅決予以打擊的。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

　　（原標題：[個論]金澤剛專欄:“氣功大師”王林的法律責任）

(責編：宋勝男、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