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埃及軍警對穆斯林兄弟會支持者持續的示威集會大舉“清場”，引發雙方激烈沖突，造成數千人傷亡。16日，穆兄會號召舉行“憤怒日”游行抗議，埃及軍警再度實施彈壓，又導致173人死亡、上千人受傷。兩天之內，兩次鎮壓，使埃及正在滑向社會分裂、對抗與暴力的新階段，引起國際社會和輿論的高度關注。

2011年初開啟的埃及政治民主進程能否繼續下去，儼然變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埃及民主危局的症結究竟在哪裡？或許可從三方面窺見一斑。

首先，從美國和西方來看，911事件、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爆發后，拉登的“基地”恐怖組織在全球范圍滲透擴張，信奉伊斯蘭“聖戰”的極端教派勢力也急劇抬頭。美國從自身安全和中東地區戰略利益出發，在使用軍事手段打擊、鏟除恐怖武裝勢力的同時，小布什政府著手制訂和推進“大中東民主計劃”，通過支持民主化進程緩解中東伊斯蘭國家社會內部矛盾，使伊斯蘭教政治世俗化、溫和化，削弱極端勢力和反美力量。

繼任的奧巴馬政府基本承襲了小布什的中東民主戰略。但外因還需通過內因產生作用。2010年底與2011年初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實際由各國社會內部矛盾和危機直接導致，美國為首的西方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美國的政策在阿拉伯民主化進程中一直受其地緣戰略和利益左右，即不允許民主化進程對其中東現實的戰略利益造成損害。因此，美意欲對埃及局勢走向發揮主導影響，實際上卻是左右為難、一籌莫展，美對埃及政局出爾反爾的態度，加劇了埃及民眾對美國政策的反感和憤怒。

其次，絕大多數中東阿拉伯國家信奉伊斯蘭教，伊斯蘭宗教文化的影響力植根人心。歷史上，由於中東地區伊斯蘭社會與歐洲社會交往源遠流長，近代歐洲殖民統治的深刻影響，阿拉伯社會內部一直存在著“世俗化”和“伊斯蘭化”的爭論與斗爭。20世紀有兩個典型事例，一是20世紀20年代土耳其“凱末爾革命”后完成了宗教世俗化任務，二是1979年伊朗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君主政權、建立伊斯蘭共和國。

埃及是一個信奉伊斯蘭、但世俗化程度又較高的“溫和”國家。近十多年來，受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的影響，以穆兄會為代表的伊斯蘭政治勢力壯大迅速，並在2012年大選中一舉奪權上台執政。由此，重新引發埃及社會內部的“世俗化”與“伊斯蘭化”的激烈斗爭。此次穆爾西下台，除了其執政能力問題和未能兌現選舉承諾外，根源就在於這兩種斗爭公開尖銳的較量。

最后，軍隊在埃及政治與社會中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軍人總統、軍隊干政是有歷史傳統的。在埃及政治變革和民主化進程中，軍隊由過去的政治統治開始轉為一個利益集團以及作為左右和平衡社會各派勢力的力量。顯然，軍方不滿穆爾西推行削弱軍隊影響力的諸多措施，借民眾大規模反對穆爾西施政進行干預，宣布穆爾西下台，使軍隊再度走向了政治的前台。兩次的流血鎮壓，則進一步加重埃及社會內部的對立危機。

從上述三方面看，始於兩年前的埃及民主化進程，已將各種力量釋放出來，再倒退回去已無可能。民主化進程的解困，隻能依靠埃及各方政治力量如何“用民主的方式”，找到一個緩和對抗、談判妥協的出路，否則亂局將會持續下去。

（俞曉秋，國際關系學者，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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