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政部工作了20來年的財政部教科文司司長趙路直言：過去的財力不行。他說，1993年全國的財政收入有3000多億元，很大一部分用在經濟建設領域，教育投入並不多。直到1998年，財政支出結構調整，更多的投入用於民生，教育投入的窘況才有所緩解。

　　而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教育條件的改善首先出現在高等教育領域。以“211”和“985”工程為例，一批高校的辦學條件得到改善，辦學水平也有所上升。

　　“中國改革開放一段時間以來，因涉及科技發展和技術創新，對高等教育比較重視，給高等教育的錢也多一些。”王善邁解釋。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先重點發展初等教育，然后是中等和高等教育。如果初等和中等教育不發達，高等教育也沒有辦法發展。”他從教育發展的角度詮釋道。

　　當時教育財政支出相當具有“中國特色”：以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劃分的三級教育體制中，形成了獨特的“高重心”型教育財政支出的結構。很長一段時間內，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財政缺位，直接導致農村教育農民辦。換一句話說，農村教育經費嚴重短缺。

　　時隔多年，王善邁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在一個貧困地區觀看的一堂讓人心酸的觀摩課，課后抓了一個“小偷”——因為公用經費不足，一位參加觀摩的老師“偷”了課上的粉筆。

　　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強烈反差讓來自高校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坐不住了。本世紀初，連續幾年的兩會上，一些來自高校的代表和委員紛紛呼吁政府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投入。

　　2000年后這種狀況逐漸得到改善，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成了近幾年教育投入的“重頭戲”。

　　在2012年的兩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鄭重宣布，2012年，教育支出佔GDP4%的目標終於實現。

　　趙路算了一筆賬，2012年在整個教育的財政支出中，義務教育佔到了52%。

　　“過去扭曲的三級教育分配結構正趨向合理。”王善邁說，重心終於下移，更“低級別”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成了主角。

　　更重要的是，政府終於慢慢學會“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以教育為例，“義務教育的投入基本是財政投入，它是政府負全責，財政全額保障，非義務教育階段則實行成本分擔機制。”趙路說。

　　不過，新的難題又出現了。在趙路看來，某種程度上，用好管好資金的任務比實現4%還難。

　　用好管好是什麼概念？對此，教育界已經達成了共識：就是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而教育讓人民滿意並不容易。

　　以人民群眾反應強烈的擇校問題為例。一位著名教育學家在10年前啟動了一項關於初中一年級學生入學方式的結構和家庭背景的調查。他找到部分認識的學校校長，希望提供3年之內的初一學生入學方式結構和家庭背景資料，並表示可以匿去學校的名字。結果沒有一位校長同意自己的學校接受調查。

　　沒有辦法，這位教育學家隻能動用自己的學生資源，“強制”要求自己的博士生——也是一所學校的校長參與調查。最后的結果是：就近入學的學生不到30%。

　　究其原因，這位專家說，以縣為單位，同級學校之間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導致教育質量嚴重不均衡。盡管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小學生就近免試升入初中，可實際上很難操作。為了讓孩子上好學校，家長們用盡渾身力氣。擇校問題應運而生，金錢和權力的擇校又引發了新的教育不公平。

　　要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共識就是必須實現教育均衡。“把各種資源配置真正地向‘低處’傾斜。”這位專家說，他所謂的低處就是貧困地區的薄弱學校。

　　在今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明確提出，今后要在保証教育經費持續穩定增長和用好管好上下功夫，要優化經費投入結構，合理確定教育經費投入比例，專項經費要公開分配辦法，強化政策導向，堅持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

　　為提高有限經費的使用效率，北京大學教授、教育經濟學家閔維方建議，按照國際的經驗，建立反映教育成本行為的撥款公式，在分配過程中加入效率激勵機制。

　　還是以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為例，財政部部長助理余蔚平明確指出，在擴大撥款范圍、提高撥款標准的基礎上，將同步建立研究生教育績效撥款機制，將撥款與研究生培養質量、科研水平等挂鉤，強化追蹤問效。

　　對中國教育來說，這並不容易。但是，中國的教育已經在講投入產出比了。

(責編：浩軒、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