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增長和轉型間已經形成的“蹺蹺板”現象——

　　新一屆政府組建以來，正在對整個宏觀經濟的管理進行一些微調，目前已經形成“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基本格局。

　　怎樣理解我國經濟增長、轉型和改革的壓力都在上升？

　　從經濟增長來講，大家看到經濟增長明顯在放緩，但是這種放緩究竟是理性放緩，還是持續下滑，目前的爭議較大。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看，過去我國的經濟已經持續高增長了33年，平均達到9.9%，已經創造了歷史。到了今天再保持如此高的增長速度顯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經濟的基數越來越大，另一方面，資源環境的約束更加突出，因此，適度放緩是必然的，我稱之為“理性放緩”，也可解釋為正常現象。

　　從轉型來看，我認為實際上進入“兩難”局面：從經濟轉型來講，如果加大經濟轉型的力度，就會影響增長﹔如果注重了增長，就可能會失掉轉型。所以增長和轉型間已經形成一種“蹺蹺板”現象。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本輪經濟下行后，特別是7月份出現了錢荒以后，究竟出不出手，就成為一個關鍵問題。當時說不出手，但后來還是出手了，只是出手的力度、方式與過去相比有所不同而已。從政府轉型來看，政府轉型步履艱難，也進入兩難困境。所以，轉型壓力也在增長。

　　從改革來看，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階段，阻力重重。更令人不安的是，對改革的價值爭論似乎越來越凸顯。價值層面上的問題折射的是對整個改革的爭議。這也進一步說明改革本身的壓力也在上升。

　　面對壓力，如何通過抓轉型、改革促進經濟增長？

　　既然增長、轉型和改革的壓力都在上升，而且增長與轉型之間實際上形成一種“蹺蹺板”現象，所以，在通過抓轉型、改革促進增長的同時，從長遠和戰略的層面來看，首先要發現和培育戰略增長極。在我看來保持經濟適度地高增長，對中國整個大局至關重要。比如說，過去這些年來，我們遇到的問題也很多，但為什麼能夠比較平穩地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經濟增長這個基礎。經濟高增長也為解決其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所以，在經濟增長面臨新的問題時，中央把穩增長似乎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積極通過轉型和改革促進穩增長，這是很重要的，但從長遠看，關鍵是要發現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這更具有戰略意義。這個經濟增長極，我認為就是新型城鎮化戰略。

　　為何新型城鎮化可以作為新的經濟增長極？

　　中國的新型城鎮化，之所以新，主要表現為信息化引領下的城鎮化，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城鎮化。大家注意到，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把過去“五化並舉”、“兩化融合”修改為“四化同步”，即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信息化不僅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全球性的特征，而且具有強大的滲透和融合能力。這是傳統的城鎮化所不具備的。正因為新型城鎮化有信息化的支撐，所以我們才看到從無線城市到數字城市再到智慧城市建設這一發展脈絡。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新的業態不斷出現，信息服務業將大有作為，與此相聯系，信息消費、數字消費將成為新的消費熱點，而且發展異常迅猛。這一現象不僅會影響到消費結構的變化，而且對經濟發展也會產生深遠影響。

　　可以預見，在新型城鎮化引領下，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有三大動力源：一是在新型城鎮化戰略推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城市群”將成為中國經濟第一增長極。如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等十個老的城市群以及中央正在謀劃培育的十個新的城市群，無疑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源。二是縣域經濟、小城鎮將遍地開花，成為重要的新的增長極。未來大力發展小城鎮、中小城市是城鎮化的方向。在縣域、鄉鎮我們有很多基礎設施欠賬，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三是已經進城和將要進城農民工的市民化，同樣是未來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重要經濟增長極。許多專家測算，現在已經進城或離土的農民工有2.5億，將來還有2億多農民需要離土進城，這些農民工的市民化，對拉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基本公共服務等的作用和潛力都是巨大的。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責編：浩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