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需要有哪些共識？我們能達成它們嗎？如果達不成怎麼辦？這些是我們隻要不做鴕鳥就需面對的重大問題。

社會的共識越多越好，但我們往往看到的大多是分歧。現實是，無論提出什麼樣的共識目標，都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不得不說，我們雖然經常把凝聚共識挂在嘴上，但它的實際艱巨性不是通過某種力量、哪怕是國家力量的積極投入就能有效化解的。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提出一些基礎性的共識目標和方向。

首先，在中國社會思想、觀點多元化的時代，國家的指導思想不能多元化。國家的指導思想是不同於個人思想的社會政治思想體系，它融入了豐富的社會現實實踐和歷史總結。比如馬克思主義中，馬克思的個人思想只是它的源頭之一，它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和錘煉，與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層層銜接，形成對中國社會的持續指導。國家的指導思想如果多元化，中國就會陷入意識形態的深層混亂，社會力量就形不成國家前進的合力，而是相互抵消。

第二，中國一定要認真構建社會經濟發展的評價體系，不能處處隻同歐美比。如果拿歐美做絕對參照，我們的思想就會大亂，國家就有了政治上的“原罪”，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歸零”。隻有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共同比照，特別是基礎國情相似的人口大國進入參照系，中國社會才能找到真實可信的鏡子。

第三，“中國不能亂”符合絕大多數國人的根本利益，它應成為中國社會尋求政治共識的切入口。國家不亂雖也有多種解釋，但它的一些社會治理指標仍是剛性的，由不得詭辯。

第四，守法應是社會共識的首要底線，任何民主、自由等價值追求和任何現實利益追求都不能與之對立。現在互聯網上有關於中國法律制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極端爭論，這已是對國家現行政治法律制度的根本否定。這類所謂“合法性”的爭論在任何國家都不會被接受。

然而隻要社會在價值觀層面存在分歧，對方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主張就都會被認為是錯的，不同的價值觀群體達成思想共識無現實可能性。這種情況下，“共行”就變得十分重要。

我們提出“共行”，是指全社會需要圍繞法律形成處理各種利益分歧和思想政治分歧的規則。這對當下的中國至關重要。當思想共識不足時，社會“共行”能力的強弱將決定中國各種多元化的性質，並影響中國社會治理面貌變化的總方向。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不斷突破以往社會解決分歧的規則框架，試圖將執政黨和政府的權威從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擠走。還有一些人在推動社會力量各行其是局面的出現，甚至主張一些違法行為的“合法化”。這種情況如果發展下去，“共行”就不可能實現，中國社會的分歧就會朝著分裂演化，最終失去控制。

中國社會應盡最大努力促成共識面的不斷擴大，同時對國家這一政治能力的局限性保持清醒認識。共識的不足部分，必須用“共行”來彌補。“共行”需要有法律的強制力做保障，並逐漸成為全社會在轉型時期不受挑戰的行為准則。

自由主義可以在中國的社會生活層面發展，但決不應在中國的社會治理甚至政治層面受到推崇。至少在今天，中國龐大的社會肌體消費不起細分成無數塊、甚至彼此對立“思想政治堡壘”的奢侈，共識和“共行”是這個大國保持行動能力，也健康存在下去的骨骼和血脈。

無論推動共識還是保障“共行”，中國有8000多萬成員的執政黨都扮演關鍵角色。黨的責任也無其他力量可以取代。這是不是共識不在這裡爭論，但它應是中國的政治常識。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