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9月6日發表文章：西方正加快自身衰落  文章有刪減

　　隨著新興經濟體的政治以及戰略影響力日漸增強，西方的相對實力正在減弱——這種觀點並不新穎。從敘利亞危機中還可清晰地看到，包括重獲活力的俄羅斯在內的新興大國，強烈反對干預在它們看來是不可剝奪的國家主權——很多新興大國曾是殖民地或者附屬國的事實，可以解釋這種態度。

　　不甘心失去帝國的俄羅斯採取了尤為強硬的態度。這種定位使其不願讓軍事干預得到多邊支持。自2011年敘利亞叛亂爆發以來，聯合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內部的角力展示了這一點。

　　面對這些新情況，西方將不可避免地失去一部分決定全球議程、以及在海外採取軍事行動的能力。而西方自2007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放緩，已使這一過程進一步加速。

　　這一趨勢的某些表現是機械性的：當國防預算縮水時，干預能力也會相應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隻有寥寥幾個國家有實力參與任何打擊敘利亞的軍事行動：隻有六個北約(Nato)成員國配備先進巡航導彈，能夠發起為期一天的猛烈及有效打擊，而不必先行摧毀敘利亞的空防系統，打一場持續數周的戰役。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超過20個國家參與了1999年空襲科索沃的作戰行動。這種趨勢正在加速發展。歐洲的國防支出正在大幅縮水(自從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已經下降了15%)，而且目前還看不到停止的趨勢。

　　美國的國防預算在“自動減支”生效后全面縮減，而中國的軍費支出增速則與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7%左右的增幅基本一致或更高一些，多數新興大國都呈現這種趨勢。

　　內部分歧也加劇了西方戰略影響力的衰弱——即便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授權使用武力。在2011年對利比亞的空中打擊中，北約和歐盟均有二分之一的成員國拒絕以任何形式參與。而在支持行動的成員國中，也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執行了作戰飛行任務。美國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的決定其實頗為適當，但它加劇了這些分歧的實際影響，因為此舉加大了軍事實力不斷縮減的寥寥幾個盟國的負擔。分析師卡米爾 格蘭德(Camille Grand)將由此產生的戰略后果概括為“無實力者和不情願者的聯盟”。

　　敘利亞危機又給這種格局帶來一種自己造成的“節外生枝”。西方的軍事力量相對而言或許有所減弱，但巡航導彈等武器表明，美、英、法等國仍擁有無可比擬的實力。多數西方國家採取軍事行動的意志或許不強，但並不是普遍這樣。

　　新的因素是英國和美國的行政部門突然決定將開戰的決策權轉至立法機構。英國首相戴維 卡梅倫(David Cameron)就是這麼做的，結果英國議會8月29日投票否決對敘利亞採取軍事行動。美國總統巴拉克 奧巴馬(Barack Obama)目前不僅尋求美國國會的支持或者批准，還尋求國會的授權。考慮到英美兩國當年在怎樣的情況下發起入侵和佔領伊拉克的災難性行動，這種做法可以理解。

　　這些決定所立先例的影響本可以被減弱——如果上月敘利亞極有可能使用了化學武器、從而越過奧巴馬“紅線”之后，美國、英國、甚至法國政府立即聲明，鑒於聯合國安理會難免不會授權，此事將例外地提交立法機構表決。但這兩個國家並沒有這麼做。英國以及美國政府先后採取的行動可謂雜亂無章。

　　在美國，奧巴馬有關“軍事行動並不具有時效性”的奇怪言論使情況更糟。在戰略性事務中，懲罰及/或重建威懾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緊急的：如果你沒有做好准備，不能迅速重建威懾，那麼你的有效威懾力將迅速減弱。

　　法國的形勢目前仍未確定。公眾越來越缺乏熱情，原因除了法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參與度不高以外，還包括為了配合美國國會的程序而暫停一個驕傲國家投入行動這一點令人不快。但在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問題上，法國政府並未失去選民的信任;美國最終做出對敘利亞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定后，法國可能還是會大力參與。但不管法國做什麼，基本趨勢仍是，除了內部分歧和不斷變化的軍事實力平衡外，西方還從政治上限制自身使用武力的能力。

　　本文作者是總部位於巴黎的智庫機構“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gique)的特別顧問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