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作者認為，中國經濟未來確實有很大的增長潛力，但這種潛力絕不是源於新結構主義學派的后發優勢，而是源於短期內能否用新供給主義重啟改革，中長期內能否採取正確的人口、貿易、金融、國防和財富戰略，從而走上百年持續繁榮的富民國強之路。

前不久，林毅夫教授在FT專欄撰文指出（可參見《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節節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的周期性因素所致，未來中國還有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維持每年8%增長的潛力，而這種高增長的潛力主要來自於中國的后發優勢。

林毅夫的后發優勢理論，來自於他2012 年回國后發表的新結構主義思想。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以政府主導的高投資和以廉價的勞動力，大量資源投入，甚至犧牲環境為支撐的外向拉動型經濟結構，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已經到了不得不轉型的時候，而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主義思想和后發優勢理論，事實上是在為維系落后的經濟結構提供理論支持。因此，新結構主義從一誕生就飽受學界和輿論的批評與質疑。但研究發現，大部分人的批判，要麼是將新結構主義簡單地等同於國際分工的產業基礎，要麼批評以此為基礎的基礎設施投資擴大主張，甚至從新結構主義可能導致的結果去懷疑林毅夫教授的動機，而很少有人從新結構主義理論本身的瑕疵去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林毅夫先生所謂新結構主義賴以建立的理論基礎——要素稟賦理論，從一開始就是有瑕疵的，因為它過度強調了自然稟賦的作用，而忽視了貿易本身在促進國際分工、形成優勢過程中的作用。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任何特定階段，要素稟賦的結構是相對給定的。這一稟賦結構決定了其最優的產業結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市場基礎設施，包括硬件基礎設施和軟件環境等。林毅夫教授認為發展中國家每階段的產業結構和基礎設施升級的目標，並不必然是發達國家現有的產業和基礎設施，而是由其特有的稟賦結構決定。雖然新結構主義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但是政府在基礎設施改進方面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

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主義是在新古典貿易理論基礎上的演進。新古典貿易理論認為相對優勢的源泉在於不同地區的資源要素稟賦差異，根據要素稟賦論，勞動豐富的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而進口資本密集型商品﹔反之，資本豐富的國家出口資本密集型商品，而進口勞動密集型商品。

中國是典型的勞動力豐富的國家，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依靠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並積累了龐大的外匯儲備﹔同時期的亞洲四小龍也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經濟騰飛。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