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富論：新供給主義百年強國路》一書中用專門章節論述了“要素稟賦和貿易優勢不全是天然的，而是可以創造的”。盡管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分工不能在短期內迅速擺脫特定的土地、環境、勞動力等歷史背景，但是安於落后生產結構的思想是極端錯誤的。在極端激烈的產業競爭和國際“賽跑”中，一個國家哪怕是跑得稍微慢一點，都會把競爭優勢拱手讓人——“新結構主義”的國際分工主張不僅會葬送中國的未來，甚至也不能保証中國的現在——任何階段的全球先進產業都可以獲取超額利潤，而成熟產業隻能獲取微薄的要素報酬，沒有任何全球貿易機制會保障那些敢於犧牲自己、勇於壯大成熟產業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不被壓榨到最后一分錢。

在《民富論：新供給主義百年強國路》一書中，還提出了“新供給經濟周期”，明確指出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不在於市場體制本身，也不是邊際效用遞減造成的需求不足，而是因為經濟結構已經進入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因此，維持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既不能指望“五年計劃”或產業政策，也不能靠刺激需求，更不能安於現在的產業結構和所謂后發優勢，而必須奮起直追，盡快改善中國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的經濟結構，盡快完成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

為了推動經濟結構轉型，中國當前須借鑒三十年前鄧小平改革和裡根主義的政策元素，大幅降低企業稅負成本和融資成本等間接供給約束，放鬆壟斷和管制等直接供給約束，盤活現有資源存量，解放生產力，啟動十年增長。而要實現三十年以上的經濟增長，必須解除供給抑制，激活“五大財富源泉”，綜合利用“三種財富增長模式”，並靠全新的人口、城鎮化、金融、貿易和國防戰略，才能引領中國經濟走上持續繁榮之路。如果視野再放長遠一點，單純從財富角度看，人類社會已進入軟財富時代，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實際上是傳統工業之死，要實現國強民富的“中國夢”，既不能靠傳統的農業生態財富思想，也絕不能靠過時的工業硬財富思想，更不能按照新結構主義的后發優勢等著被歷史淘汰，而應該抓住軟財富革命的時代契機，從家庭、企業和國家層面，依靠軟財富戰略，決勝新百年。

林毅夫教授在多個場合指出，后發優勢仍能保証中國經濟持續二十年以上的高增長。不可否認，中國經濟未來確實有很大的增長潛力，但這種潛力絕不是源於新結構主義學派的后發優勢，而是源於短期內能否用新供給主義重啟改革，中長期內能否採取正確的人口、貿易、金融、國防和財富戰略，從而走上百年持續繁榮的富民國強之路。至於新結構主義和后發優勢理論，不僅不能維系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反而會繼續誤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轉型。

（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介紹：經濟學家，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