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主義之所以引起爭論，因為這事關中國未來的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貿易利益和國際分工的地位問題。

如果同意林毅夫教授的產業政策，中國就不該在高端和先進產業與美國競爭，而應該致力於鞏固擴大現有的產業優勢、貿易優勢和國際分工地位，並且政府為了支持上述優勢而應該繼續擴大基礎投資。

問題是，按照上述優勢進行的國際貿易是否能夠確保國際貿易利益的公平分配？面對高端產業和相對低端加工制造業的競爭，相對低端產品的出口國是否能夠取得有利於自身的貿易條件和貿易利益？中國若按照新結構主義的辦法制定國家戰略，在犧牲自己促進全球福利的同時能否保証中國福利的最大化？

在亞當 斯密最初的理論設想中，經濟發展的自然順序應該是首先發展農業，然后工業，最后是商業和貿易。商業和貿易應該在農業和工業生產的絕對優劣勢比較基礎上發展起來。

比如，法國的雅克一家都在波爾多的酒庄工作，一定是因為他們的祖先早就善於生產葡萄酒，而法比奧一家都在經營當地的絲綢產業，肯定是因為幾百年前當地就有絲綢生產優勢。

然而，當亞當 斯密詳細考察了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各國的經濟變化后，卻得到相反的結論：原來分工不是天然形成，商業和貿易更不是在天然分工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恰恰相反，歐洲國家的歷史現實証明，社會分工是由貿易和交換引起的，是商業和貿易改變了農村和城市的生產分工格局。

也就是說，公元十四世紀，住在法國波爾多地區的雅克家族原本與他們住在意大利的親戚法比奧一家生活沒什麼兩樣：男主人負責打獵和農耕，女主人負責家務和紡織。傳教士還沒有帶給波爾多釀造葡萄酒的技術，意大利的法比奧也還沒有從中國學會養蠶和紡織絲綢，更沒有什麼要素稟賦、生產分工或比較優勢。

歷史並不如假想的那樣，先有區域生產分工，然后產生貿易，而是由於貿易商不斷地尋找賤買貴賣的機會、壓低採購成本，迫使那些能夠高效率、低成本生產酒的地區集中精力生產葡萄酒,而那些不具備成本優勢的地區在面臨大量來自其他地區的廉價葡萄酒時，被迫放棄生產，轉而尋求具有優勢的其他產品，比如向中國人學習養蠶和紡織絲綢。於是葡萄酒和絲綢在兩個地區的社會分工就逐漸形成了。其他產品的分工也一樣。貿易就是這樣破壞了各地區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讓低效率的生產者退出，讓高效率的生產者更具有生產規模，從而一步步促進了社會的分工。

在貿易促進分工和各地優勢產業形成的過程中，要素稟賦也許曾經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對依賴自然資源和氣候的特定產業而言。但是對於大部分產業而言，這個順序恰恰相反：貿易促進分工，分工鞏固了優勢產業，並形成、強化了要素稟賦——而在貿易促進分工的起始階段，各國、各地區的機會都是平等的﹔如果我們有幸面臨這種平等機會，但卻依照新結構主義的理論，自覺地放棄高端和先進產業而安心於制造業，就會形成貿易地位差異，進而造成國際分工的地位差異，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和財富差距就會進一步擴大。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