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含保稅港區)管委會副主任、南沙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孫雷已辭職從商，目前已出任浙江傳化集團下屬的杭州傳化科技城有限公司總裁(《南方都市報》9月10日)。就在前幾天，也有媒體報道，稱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原處長陳偉才辭去公職，被聘任為格力電器副總裁(《新京報》9月6日)。

官員辭職從商的事例在這些年可謂不勝枚舉。1992年到2003年前后，我國分別出現過幾次比較明顯的“官員下海”潮，尤以2003年前后那次為盛，門新國、徐剛、姜崇洲、吳敏一、袁岳、鐘朋榮、毛振華等官員在那段時間紛紛“下海”。如今孫雷和陳偉才棄政從商，顯然不是突然出現的個例，它展示了個人的自由選擇，彰顯了社會觀念的更新，不失為一種時代進步。

不過，即便是純粹的個人選擇，因為事涉權力與資本，還是不免給人留下一些打量的空間。企業向官員“拋繡球”，不排除是出於賞識人才的原因，但似乎更看重官員手中的權力，以及他們在政府部門累積的社會資源。中國社科院做過的一項調查顯示，由於掌握的社會資源最佔優勢，官員背景下海的人實際成為獲利最多的群體。其開業資本是平均數的1.8倍，銷售額是平均數的1.8倍，純利潤是平均數的1.9倍，而擁有的資本更是達到平均資本的兩倍以上(大洋網2003年11月3日)。根據學者仲大軍的研究，1992年那次官員下海熱潮是以席卷全國的“圈地運動”為契機的，“下海”過程中權力和資本之間的轉換十分明顯。雖然每一次“官員下海”背后，並不一定否存在某種程度的權力勾兌，但這種可能性無疑值得警惕和防范。

與“官員下海”潮相對應，近年來也出現了“商人從政”潮，如力帆集團的尹明善、傳化集團的徐冠巨、遠東集團的蔣錫培、正泰集團的南存輝等，都曾從私營企業家崗位走上“從政”之路(如當選地方政協副主席等)。“商人從政”在一定程度上是為自己的企業尋求一個相對安全、寬鬆、不受過多干擾的發展環境。綜合“商人從政”與“官員下海”兩股潮流來看，無疑有些“精英循環”的意味，從一種類型的精英轉變為另一種類型的精英。

這種“精英循環”在美國更為普遍，每次總統換屆選舉后都伴隨著政府官員大換班，很多卸任的政府官員投身企業界、金融界和學界，而另一些智庫學者、企業家等，又進入新一屆政府任職。雖然這種“旋轉門”現象廣受詬病，但相對完善的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為此構建了一堵必要的防火牆。

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官員隊伍中日益需要有實際經驗和專業知識的企業界人士，充實到政策制定和監管工作中來﹔由於經濟政策更加繁復和專業化，企業也需要具有政府部門工作經驗和廣泛人脈關系的人士加入。學者章敬平就曾指出，在適應新世紀企業運營環境的正規職業經理人尚未到位之前，“下海”的官員事實上曾經充當了過渡性職業經理人的角色。可在我國，這種“精英循環”背后權力、財富間的曖昧關系，缺少剛性制度的去魅和防疫，難免招致一些擔憂。

官員和商人之間的角色轉換，不排除有“圍城”心態的影響——從政的想去經商，經商的想去從政。但更多的，恐怕還是能力、資源、機遇等之間的糾葛往來。目前迫切要做的，不是對政治“新星”棄政從商報以惋惜和唏噓，也不是對商人從政懷有政治猜忌，而是構建一套完善的制度、法規，最大程度地避免可能存在的權力與財富之間的勾兌和置換。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