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軍

　　台灣地區的反腐經驗或許能給我們提供一些借鑒。在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各級政府均面對著黑道與財團的共生結構所產生的影響、俘獲以及控制。在台灣歷次“掃除黑金”的過程中，公權力部門常扮演著議程發動者、改革者與被改革者的多重角色，過程困難重重，效果也往往不甚理想。台灣特有的政治文化又使得反腐運動中往往伴隨著選舉主義、民粹主義以及菁英政治的分贓等現象，使廉能政策的推動往往是曇花一現。

　　為此，台灣學者余致力大聲疾呼“人民不能完全依賴其代理人來解決貪腐問題，必須在民主治理過程中扮演更主動積極的角色”。

　　因此，了解不同的民眾在對貪腐的認知與容忍度上是否有差異便非常重要，且有助於反貪腐運動的社會動員與政策制定。世新大學博士候選人蘇毓昌與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胡龍騰對前人學者的文獻綜述后發現：現有研究認為女性較男性更具利他和道德的行為，較不能容忍貪腐﹔20-39歲民眾較20歲以下及60歲以上民眾更容易被要求行賄﹔社會的教育程度與貪腐發生率成反比﹔不同職業類別的公民，在貪腐容忍度上也會有差別。

　　在此基礎上，蘇、胡利用台灣《廉政體系革新與指標研究》在2007年所做的調查，將受訪民眾按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以及職業進行區分並進行相關的統計，最后得出結論：

　　性別方面，對貪腐高容忍的人以男性居多（55.9%），而中、低容忍度的人群中女性佔多數（54.2%與51.3%）。由此可見，女性對於貪腐的容忍度要低於男性。對此，蘇、胡提出三點解釋：首先，性別限制了女性參與貪腐的機會，許多貪腐的運作中，均是以男性網絡進行﹔華人社會傳統是“男主外，女主內”，女性所能面對的貪腐狀況與男性所面對的完全不同﹔女性需要常為孩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標准，所以對貪腐的容忍度較低。

　　年齡方面，對貪腐高容忍的人以30-49歲的民眾最多﹔中容忍度人群中，60歲以上民眾最多﹔而低容忍人群中，20-29歲年輕人佔多數。對此，蘇、胡並不能確定這是否意味著隨著年紀增長，人逐漸被社會馴化，顯示出較高的貪腐容忍度。但是從數據中，這種趨勢可以一見端倪。

　　受教育程度與貪腐容忍度之間的聯系則非常顯著。對貪腐高容忍的人群中，高中、高職教育者居多﹔中容忍人群中，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居多﹔低容忍人群中，高中、高職教育者最多，大學及以上教育者次之。高中、高職教育者對貪腐的容忍呈現出較為兩極的結果，各有可以接受貪腐與不能接受貪腐者。較為值得關注的是，在低容忍人群中，大學以上學歷者也佔相當大比例。這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受過高等教育者對貪腐的厭惡程度可能較高。

　　職業方面，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白領階層對貪腐容忍程度的認知較為分裂，一部分白領認為貪腐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部分白領則認為貪腐是無法容忍的現象。

　　對於研究結果，蘇、胡二人建議，政府應該運用女性的高道德感、年輕族群的正義感、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以及部分具有實務經驗、卻又對貪腐顯得痛惡的白領主管，授予其監測及打擊貪腐的知識與能力，使之成為社會上反貪腐的主要力量與廉政工作的尖兵。

  （注：本文轉載自“荷蘭在線--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