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本金為1000元的銀行保值儲蓄業務，說好了24年后收益率超100倍，能兌現嗎？1989年，湖北丹江口市民盛忠奎夫妻二人就滿心歡喜辦了這樣一份業務，他們拿出2000元積蓄存入當地某國有銀行辦理兩張存單，上面寫明24年到期后本息共22萬元。今年，存單終於到期了。可當盛忠奎夫婦去銀行取錢時，卻被告知存單已失效。

　　銀行還是那家銀行，存單還是那張存單，白紙黑字的合同契約還歷歷可見，但承諾已經灰飛煙滅。銀行的說法是央行1989年針對保值儲蓄下發了緊急通知，該業務期限最多不能超過8年。這說法看起來也不是沒有道理，循規守矩，依法辦事。但這樣的說辭顯然於情於法難以令公眾信服——如果“政策有變”可以成為剝奪儲戶合法收益的合理借口，那麼，是不是意味著商業銀行可以借助政策直接將客戶各種收益悉收囊中？

　　從情理上說，銀行與客戶的合同要約在前、央行的相關規定在后，且不說這樣的規定該不該既往不咎，就算要終止合同，起碼也應該盡到告知的義務。明知有了禁令、明知儲戶不知情，客觀上放任了儲戶權益受損的事實發生，等到人家24年后上門取款才宣告合同無效，這算不算背信棄義？作為市場主體的商業銀行，自當更清楚誠信精神與規則意識的意義。20多年前的2000元人民幣，購買力顯然不可同日而語，攬儲的時候高息允諾，兌現的時候拿政策規避義務，少數商業銀行究竟視信譽與責任為何物？

　　從法理上說，當事銀行以上級部門規定為由，拒絕按照原來約定兌付存單，涉嫌合同違約。這裡有兩個層面：一是作為合法的合同關系，單方變更合同條款是無效的，真要改變具體規則，需要告知對方並征得對方同意，履行相關程序方可變更﹔二是拒絕履行合同也可以，譬如法律規定的“不可抗力條款”，但央行的規定能成為不可抗力嗎？此外，《儲蓄管理條例》也明確規定：儲蓄機構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侵犯儲戶合法權益，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政策變化可知可控，儲蓄機構卻放任了儲戶損失的發生，賠償責任何以豁免？

　　英國著名法律史學家梅因說：“迄今為止，所有社會進步運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對契約精神的敬畏與尊重，是現代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的根源。一方面是近10年來，國內銀行業整體利潤在眾多產業中一直居於領先水平﹔另一方面卻是亂收費、格式合同等亂象叢生，對小客戶傲慢與偏見，凡此種種，已經成為國內商業銀行邁向國際化的桎梏。

　　好在央行今年7月宣布，自7月20日起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與此同時，國務院也在7月發布了《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商業銀行業打開大門，已經是大勢所趨。當此背景下，如果不能以契約為生命、以服務為核心，傳統商業銀行又如何在自由充分的競爭市場繼續站穩腳跟？

(責編：張婷、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