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建業的曾祖是前清的舉人，岳父也曾經是江蘇高官，家世可謂顯赫，仕途也順風順水。這種地位，也讓他頗具薄氏風格。據說，季的工作作風也很橫蠻，不尊重下屬，比如看完文件就直接把文件擲至背后的地上，秘書無奈隻有彎腰收拾。顯然，這種跋扈的作風成為了他落馬的重要原因。制度決定了官員“唯上路線”，隻要把上層搞定了，那麼便覺得大功告成。於是，我們看到這位“推土機市長”雖然逆民意而行但卻扶搖直上的“中國奇跡”。

　　季建業是否讀過《厚黑學》不為人所知。他的曾祖與李宗吾先生是同代人，他老人家的事情也無從搜尋，想必老先生地下有知，對他今天的作為也會頗為“感冒”的。其實，清未的文人對現實大多秉持批判的態度，一個王朝的末世往往會呈現這一獨特的景象，但無論社會輿論多麼“茂盛”，弄權者決不會放過任何一塊到口的“肥肉”。在專制體制下，腐敗就是官員的“特供”。

　　不管是季建業的“哭窮”與齊平景的“賣萌”，都是一種表演而已。而對他們而言，並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有什麼不妥之處。他們總認為自己的行為與所處的地位相符，盡管可能覺得是不合法卻認為是合理的。因此，他們隻反對別人的腐敗，卻對自己放任自流。當官員們把腐敗當成特權和“特供”時，偽君子們也就充斥於整個官場了。

　　由此想到“幫派”這個概念，民國時期的“幫派”是特殊國情下催生的一種現象，它們的形成都離不開制度和現實的培育。幫派能否被歷史所認可，在於它在轉折的關頭秉承了一種什麼理念。貪官並不見得是道德的矬子，但卻無一不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和“悲觀主義者”，他們往往也是“逆淘汰”機制的勝出者。

　　權力本身並沒有道德可言，它往往貼滿了世間所有的邪惡標簽，因此也誕出了對權力的制度性約束。如何讓權力發揮應有的作用卻不讓它作惡，這簡直是社會科學的“哥達馬赫猜想”，可西方國家卻“發明”了一種最不壞的制度，如果我們寧願守殘抱缺，那隻能是專制權力的又一次“巡演”了。

    （注：本文轉載自“菁菁遠山--新浪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