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用深化改革拓寬發展空間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已走到了“深水區”，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進”式的“隻有人受益而不會有人受損”的改革事項都已做完，任何一項深化改革的任務都會面臨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籬”形成的障礙，而且各項改革大多已經深度關聯交織，過去在局部發力尋求突破就可以改觀全局的空間，已明顯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驗，正集中於“全面改革”這個基本概念之上。對此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堅定地攻堅克難、推進改革，以支撐可持續發展。

　　對沖下行因素的上行因素能否釋放，取決於改革能否攻堅克難。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階段的主要特征，可以用以下幾句話來描述：

　　第一，“黃金發展”和“矛盾凸顯”相伴隨。在中國各地稍作調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們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不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鎮和許多農村，建設場景觸目可及，給人印象深刻﹔但來自資源、環境的矛盾制約和來自人際關系的矛盾制約，更是日趨明顯、咄咄逼人：霧霾已影響大半個中國，地方某些新上馬的重化工項目，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民眾的強烈反對。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收入分配問題更為凸顯，“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追求“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等社會心態日趨明顯。

　　第二，“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沖。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在“下台階”，很可能從10%左右下行到7％—8%的區間，相關的下行因素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即將消失，以及較高基數上投資“報酬遞減”的影響等。與此同時，存在著可以對沖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鎮化紅利、科技創新紅利、社會管理紅利（在社區治理、非營利機構和志願者組織成長等方面形成基層自治、社會和諧、興利除弊效應），而使所有這些紅利能夠釋放出來的關鍵，是改革能否攻堅克難，凝聚成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化解種種矛盾制約的“改革紅利”。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