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明：守護思想  引領時代【2】

　　中國哲學與此不同：它不是由形而上學來定向的，甚至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形而上學。但這決不意味著中國哲學不懂或不能把握形而上的東西。“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國哲學深深懂得這一根本差別，但在中國哲學中，“道器不分，體用不二”，形而上者（道體）與形而下者（器用）是統一的。這一點構成了中西哲學的根本差異。在關於道（形而上者）在何處的問題上，一個西方哲學家會說，道在超感性世界，在理念世界﹔而一個中國哲學家則會說，大道不離人倫日用。既然“道器不分，體用不二”，就不存在形而上學與形而下學的真正分野，也就不存在前者相對於后者在真理性上的優越性。由此我們便可從根基上理解，為什麼中國哲學的精神既入世又出世（馮友蘭語），為什麼中國哲學既內在又超越（牟宗三語）。中國哲學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學，不在形而上學的基本框架之內。隻要清晰地把握形而上學的基本取向，就不會濫用或眩迷於“形而上學”這個術語，中西哲學的種種差異也就易於辨明了。自馬克思、尼採、海德格爾以來，哲學形而上學的基本性質已被較為充分地揭示出來，從而為新形態的哲學研究開辟了道路，包括脫離形而上學的存在論、后形而上學思想，以及由此定向的中西哲學之根本差異的研究等等。

　　作為批判方法的哲學

　　哲學中的批判方法首先是在現代形而上學中成長起來的。就其原初涵義而言，“批判”是指澄清前提、劃定界限。例如，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基本問題是：先天綜合判斷如何成為可能？具體而言，就是人類知識的前提或條件是什麼？人類知識有沒有界限？如果有，界限在哪裡？因此，康德的批判哲學主要致力於探究人類知識的先驗前提，為人類的知識劃定界限。

　　康德以后，批判方法被繼承下來並大大地發展了。我們可以從批判的基本涵義來考察一下馬克思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當經濟學家從兩個人——“獵人”和“漁夫”（即兩個自然和原始狀態的人）概括出等價交換的規律時，馬克思批駁道：你們說錯了，那不是獵人和漁夫，而是兩個“現代資本家”。馬克思說得沒錯，自然和原始狀態的人不是這樣打交道的，等價交換是歷史的產物，其歷史前提是發展起來的商品生產。不僅如此，馬克思的批判還表明：政治經濟學隻不過是現代經濟生活的理論表現，而具有一定歷史前提的現代經濟生活（其核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有其歷史的界限。在這種澄清前提和劃定界限的批判工作中，歷史性原則得到了集中體現。

　　馬克思的批判方法要求深入“現實”中去，不僅反對非歷史的觀點，而且反對主觀思想。主觀思想突出地表現為“外部反思”：它知道一般原則，但從來不深入到現實內容中去。黑格爾和馬克思都非常堅定地反對外部反思，都要求通過批判的方法深入到社會現實中去。二者的區別在於：黑格爾把“現實”最終引導到神秘的“絕對精神”中，而馬克思將其本質理解為“人們的現實生活過程”。海德格爾晚年曾這樣評論道：現今的哲學隻知道跟在知性科學后面亦步亦趨，而完全不理解我們時代的雙重獨特的現實，即經濟發展以及這種發展所需要的架構﹔馬克思主義懂得這雙重的現實。繼承和發展作為批判方法的哲學，要求哲學研究繼續以批判的方式把握人們的現實生活過程。

　　哲學的時代使命

　　了解了哲學的各種歷史形態，我們便可進一步談論哲學的時代使命了。當代中國最重大、最深刻的課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哲學的時代使命必然在總體上從屬於這一事業，其根本發展方向也是由這一事業決定的。深入理解這條復興之路，不僅需要知性科學的發展，而且需要哲學批判地深入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所謂現實，如黑格爾所說，不是單純的實存（事實），而是實存與本質的統一，是在展開過程中表現為必然性的東西。正像任何一個事物有其歷史的前提和界限一樣，任何一種知性科學的理論或觀點，無論多麼先進，都必然有其理論前提和界限。隻有當我們真正把握它們的前提與界限，並將其同社會生活本身的前提與界限形成對照時，才能對這些理論或觀點加以批判性的運用。哲學的時代使命就在於倡導批判性的思想。隻有在這種批判性的思想中，生活的本質內容才可能被觸及，社會現實才可能被揭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內在地包含著實現現代化的任務。我們的現代化是在一個與西方不同的社會條件和文化傳統基礎上展開的，所以不僅需要向西方學習借鑒，還需要立足自身實踐開辟出一條獨特道路。這意味著不同文化（其核心即是不同的哲學類型）之間的碰撞、交流與融合，意味著對傳統的修正和對外來思想的揚棄。文化結合不是泯滅個性，而是在對外學習的過程中形成最堅決的“自我主張”。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的時代使命就是哺育和守護這種自我主張，並將其以民族精神的形式表現出來。

　　最后，哲學的時代使命還在於自覺參與到民族整體文化的重建中去。當代中國的發展不僅意味著經濟的增長和物質財富的積累，而且要求思想上的拓展深化和文化上的綜合創新。哲學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一般地構成了文化精神的核心，而且在於它能夠主動參與到文化建設中。我國的歷史和實踐具有很強的獨特性，這就意味著文化重建沒有現成的范例可循。越是在對文化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進行整合的時候，越需要哲學的積極作為。哲學應自覺擔負起“守護思想、引領時代”的重任，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實現繁花盛開。

　　（作者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復旦大學本科生院院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