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治理“大城市病”，北京思路值得點贊

剛剛閉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屆四次會議通過了《中共北京市委關於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各地都將根據三中全會的精神制訂針對本地實際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北京市率先出台的這一方案將成為各地的一個藍本。

北京的改革方案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沒有空喊改革的口號，而是切合北京在發展中面臨的瓶頸問題，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改革目標。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個方面是聚焦“大城市病”。

“大城市病”是一個具有全球性的話題，最近幾十年來，一些發達國家的大城市人口高度擁擠、交通阻塞、環境污染、房價高漲，成為難以解決的頑症。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人口流動不再受限制，“大城市病”也開始形成，而在這方面，北京的情況尤為突出。現在，北京已擁有2000萬以上的常住人口，人口密度高給城市的運轉帶來了不少壓力。北京的霧霾天氣和交通擁堵讓人難以忍受，以致得到了“霧都”和“首堵”的稱號。

中國出現的“大城市病”，似乎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它們都是因為大城市集中了太多的市場資源，從而對就業人口產生了強大的導入功能所產生的。就業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固然給大城市增加了很多壓力，但他們也為大城市的繁榮發展提供了物質保証，特別是一些低端行業，已經基本上由外來勞動力承擔，因此大城市的發展實際上已離不開外來人口的支撐。對外來人口是堵還是疏，也考驗著北京的智慧。

北京的改革方案在人口調控方面提出深化研究調控機制，要求科學制定人口總量中長期調控目標，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多種手段加強人口調控。北京決定將實施已有多年的居住証附載入社會服務功能。居住証歷來被視為大城市控制外來人口的一個手段，從而背負了很多負面評價，此次將其接入社會服務功能，實際上是承認了外來勞動者對北京發展的貢獻，這是一個積極的思路。北京的這個改革思路，雖然此前已經在某些方面有所體現，但此次通過市委會議的文件加以認可，使其成為一種長效機制，這仍然是值得點贊的。

按照一些人的想法，治理“大城市病”的最好辦法是減少人口，把規模減到與其最佳承載能力相適應。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簡單化的手段缺少可行性。一個城市有包容與氣度，不僅體現在城市建設的現代文明，更體現在它給予每一個尋夢者的空間與機會，這對北京作為一個首都來說尤為重要，因為首都是全國人民的首都，而不是北京原住民的首都。將外來人口納入人口調控空間，給予他們合法的社會地位，並且提供社會服務，體現了北京的寬廣胸懷。化解“大城市病”，決不是將外地人口驅趕出城市就可達到目的。

其實，中國“大城市病”的出現，既有世界大城市的共性，也有在自己的國情制約下產生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就在於，中國大城市所具有的豐富的市場資源，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市場充分發育后產生的，而是在政府仍然對經濟握有強大支配權的背景下，政府的資源分配更傾向於大城市所產生的。因此，要消除中國的“大城市病”，還得從中國國情出發，對症下藥。北京的改革方案提出要在投資准入上推行“負面清單”，這是一種更積極的改革思路，通過減少政府審批來激發勞動者的創業激情，釋放市場活力，有利於提高北京的經濟增長率，有利於北京向包括原住民和外來人口在內的所有民眾提供更豐富的社會服務，減輕“大城市病”對民眾所造成的壓力。當然，從全國范圍內看，化解“大城市病”也需要其他地方的政府減少對市場的管制，讓市場釋放出更多活力，以此提高對就業人口的吸附功能，分散大城市的人口流入。

（周俊生，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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