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我為何不能認同台灣學生的“佔領”行動【3】

[敢於挑戰法律秩序就要甘願受懲處]

現在才談到最核心的問題：學生可不可以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應不應該抗爭與怎麼抗爭是兩個問題。

余英時說，“這次公民抗議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對於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人民固然可以通過運動而鞏固其公民的權利，政府也可以因為‘聽到人民的聲音’而提高其民主的素質。”

“佔領”行動是公民抗議嗎？我看是“暴民抗議”。

就算服貿協議通過的程序有問題，有所謂“黑箱操作”，你可以要求揭黑呀。我看到“立法院”內有反對黨團開新聞發布會的辦公室，有常駐院內的記者，“立法院”的專門委員會還設了“雙召委”(執政黨和在野黨議員各一名，享有召集會議的權力)，他們可不是擺設。

你還可以請願、集會、游行、示威，就像台灣的“野百合”運動、“野草莓”運動，上街頭上廣場去表達訴求影響民意，畢竟“馬政府”是台灣人一票一票選出來的，對執政黨最大的制約是選票。甚至像施明德領導的反貪腐，搞“天下圍攻”也可以。就是不可以“佔領”民意機關，不可以攻進“行政院”辦公樓。

任何法律、任何政策決議，都不可能讓百分之百的人滿意，今天你們一些人不認可不滿意，可以去佔領議場，癱瘓民意機關﹔明天又有另一伙人不認可不滿意，又可以去佔領，有完沒完？

不要跟我說，這些學生是被逼無奈出此下策。美國學者邁克爾·沃爾澤在《論戰爭》一書中駁斥了為恐怖主義開脫的四種理由。他說為恐怖主義開脫的最常見理由是：它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是最后的手段，只是在所有其它手段都失敗后才被選擇的。這是走投無路者的選擇。……這個開脫理由的描述是違背事實的。要達到“最后手段”並不那麼容易。要達到最后，你必須確實嘗試了每種可能性(可能使用的手段是很多的)而不是嘗試過一次，比如一個政黨可能組織了一次示威，卻未能獲得立竿見影的勝利，就聲稱現在開始殺人是正當的。政治是一種重復的技藝，政治活動家和公民們從經驗中學習，換言之，通過一次又一次重復同樣的事情而進步。很難說他們究竟何時別無選擇，但即便在壓迫和戰爭的條件下，公民們也還有其它選擇。……如果他們是真誠的，就必須放棄最后手段這個擋箭牌，提出其它開拓理由。(引自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任輝獻、段鳴玉譯本)

佔領不是抗議而是暴動。我想得起相似的行動，隻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進攻凡爾賽宮，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攻佔冬宮。

別跟我提佔領者舉止多麼文雅，沒有施暴，垃圾也都分類處理得干干淨淨，“佔領”本身就是暴行，就像強闖民宅就是罪，攜帶了什麼武器、帶沒帶武器都是罪。

王金平滑頭，既不要“立法院”做出驅離的決議，也不要求政府派出警力協助清場，馬英九何必出頭做惡人？“行政院”就不同了：它不同於“立法院”，不可以關門休息，它要處理日常政務，保持社會秩序正常運轉。所以，江宜樺不客氣地調派鎮暴警察，驅散了攻佔“行政院”的學生，並拘捕了一些學生。

這些學生也算求仁得仁了，不妨在看守所呆幾天。當年梭羅搞“公民不服從”以抗交人頭稅為名，抗議種族歧視和美國對墨西哥戰爭，被稅警帶走關起來，他就順從地去坐牢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典范馬丁·路德·金博士，提出三原則：“違反不公正法律的人，必得公開地違反，心懷愛意地違反，甘願接受懲罰。”

但願這些“佔領”者違反的是“不公正法律”，他們的正義性最終會得到社會和法律承認，像金博士一樣﹔如果他們因此成為英雄，像民進黨一些大佬當年一樣，也不枉了這麼“出頭”一次。

(責編：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