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與楊小凱和張維迎到底爭論什麼【4】

　　公信力要用自己的職業來建立，用自己專業領域裡的建樹來說服人，否則的話，這歷史有什麼進步

　　追思會后的晚宴上，歷史學家朱學勤端起酒杯，講了一個發生在1997年的故事。那一年，他與正在澳大利亞教書的楊小凱同在哈佛訪學。偶然的機會，他們遇到一位在“文革”期間因寫大字報而入獄的風雲人物。見到楊小凱后，此人說的第一句話是：“小凱啊，我喜歡你‘文革’當中的文章，我不喜歡你現在的文章，現在的文章是溫吞水，沒有戰斗力。”

　　楊小凱笑了笑，沒有反駁。他后來與朱學勤到查爾斯河邊散步，嘆了一口氣說：“‘文革’當中走出來我們這一代多少人，大多數都凍結在那個時代了，成了那個時代思想的化石，很少人能夠走出來。”

　　那個時候的楊小凱已經醉心學術，經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個小時，連逛一次超級市場也被他視為一件“值得高興的事”。與學生見面打招呼時，他總是說，“模型怎麼樣呀？模型乖不乖啊？”有一次，楊向朱學勤感慨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時之艱苦，“要比坐10年牢還難”。朱便問他，以他的經歷，為什麼出國后不像其他一些人一樣，投身公共領域，成為一個政論家或者社會活動者。

　　楊小凱的回答讓朱學勤在多年后仍難以忘懷：“他說，我反對那種滅了所有的職業，隻剩下自己一種職業的社會活動者。我們應該用能在社會裡站住腳的經歷去建立公信力，再去爭取民主法治。怎麼建立公信力？就是用自己的職業、自己的專業來建立，哪怕你是一個牙醫、一個記者，甚至是一個鞋匠，都要用你自己專業領域裡面的建樹來說服人。否則的話，這歷史有什麼進步？”

　　“可以說，小凱很早就有了對專業主義的認識，完成了革命者的轉型，這讓我覺得很了不起。在我們這一代人裡，我沒有看到其他任何一個人可以走得這麼遠。”朱學勤說。

　　但另一方面，如學者汪丁丁所指出的，楊小凱還始終保有中國“第六代”知識分子的集體特征——其心理結構的塑型期，恰與共和國歷史上最動蕩的時期重合。他們習慣於“反潮流”，但對腳下這片土地情深意切。

　　與楊在美國共同學習過的一位老友曾經以為，楊小凱已經決定遠離中國政治，潛心研究學問，“后來我發現最初的感覺是錯的，小凱仍然十分關心‘中國向何處去’。”

　　楊的學生張永生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他的辦公桌上如今仍擺放著和楊小凱的黑白合影。張永生說，每一次和老師談話，“他都會提到中國”。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楊小凱專門請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做學生的院外導師，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布坎南的學說致力於解釋“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之間的關系，而楊認為這對於解釋中國問題頗具參考價值。

　　重病入院前，他曾發信向系主任請假，並在郵件中請教了有關英國光榮革命和圈地運動的兩個相關法案——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楊小凱又試圖將中國土地問題納入經濟史的框架去研究和解釋。

　　“在他身體最糟糕的時候，還在想著中國未來的出路。”張永生說。

　　或許正因如此，楊小凱多年來總是試圖在專業主義與公共關懷之間尋找到某種平衡。1985年，他與當時同在美國讀書的錢穎一等人籌辦了一場關於中國經濟的研討會，並發起成立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正是在那次會議上，楊小凱結識了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的林毅夫。

　　后來被視為“論敵”的兩人，其實相當欣賞對方的學術造詣與過人天資。1990年，后來成為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的韋森赴澳讀博時曾到楊小凱辦公室做客。他清楚地記得，楊小凱專門從書架上抽出一本裝訂好的博士論文，作者正是林毅夫，“這部論文做得很有水平，毅夫的經濟學功底甚是了得，做得很規范。你可以好好參考。”事實上，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的林毅夫也曾在公開場合將楊小凱稱為自己“效法和學習的榜樣”。

　　追思會現場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在持續一天半的會議裡，林是少數幾位從頭到尾完整參加而沒有提前離開的學者之一。

　　這兩人曾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中國改革的具體進程中。出國前夕，楊小凱加入過“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並曾直接給中央領導寫信，建議他們會見鄒至庄等見証台灣經濟起飛的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起點同樣是農村改革。他1987年歸國，進入中國改革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西黃城根南街9號院，成為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的一名副所長。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