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與肖鷹：何謂反智，誰在反智？

韓寒與肖鷹：何謂反智，誰在反智？

批評韓寒反智，清華大學的肖鷹教授不是第一人，相信更非最后一人。不過，將韓寒稱作當代中國文化史上，繼張鐵生和黃帥之后，第三個反智主義的“英雄代表”，“新世紀文化的反智主義英雄”，“一個必須清理的反智主義招牌”，肖鷹的這番高論，不敢說后無來者，至少前無古人，足以驚世駭俗。難怪其文《“天才韓寒”是當代文壇的最大丑聞》(見《中國青年報》2014年8月19日)能激起驚天波瀾。

這已經不是肖鷹第一次批評韓寒反智。2012年初，肖鷹撰文《從張鐵生到韓寒：中國文化的主潮是反智》，直接把我們生存的時代命名為“反智時代”，並將韓寒與鳳姐(羅玉鳳)並論，“都是這個反智時代的代言人，只是在反智的愚樂鬧劇中，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肖鷹說，他質疑和批判韓寒的終極目的：“要檢討中國文化的反智主義土壤，進行對公共領域的批評理性啟蒙。理性必須以求真為前提，沒有求真的理性，必將歸結於極權奴役和神話崇拜。”

對其目的，我深表認同。不過，肖鷹所選擇的路徑與所操持的話語，卻讓我懷疑，他非但不能抵達所期盼的終點，反倒南轅北轍，漸行漸遠。他對反智的批評之錯位，恰恰暴露了他在智識上的缺陷，如“批評理性”的扭曲，因此，他的批判實質上是一種自我批判。

反智與知識霸權

反智、反智論與反智主義 (Anti-Intellectualism)，系從西方舶來。如余英時先生所言，它不是一種學說、一套理論，而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並不限於政治，在文化等領域皆有跡可循。其要義有二：一是對智性(Intellect)、知識的懷疑或反對，認為智性、知識對於人生有害而無益﹔二是對知識分子的輕鄙以至敵視。

吾國一度風靡兩句話，正可呼應這兩點：“知識越多越反動”、“臭老九”。

反智是一種普世性的現象，幾乎所有文化都有反智的一面。中國概莫能外，盡管數千年來漢語並無“反智”一詞，卻不乏反智的言行。余英時曾發掘中國的反智傳統，道家、法家的反智論，簡直不勝枚舉(道、法之外，還有禪宗，亦屬反智譜系)。現代的反智話語，古時早發先聲。如老子雲“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可比“知識越多越反動”﹔“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說，則被視為“臭老九”的淵源。

反智的誕生，絕非偶然。它代表了一個極端，極端的出現往往是為了對抗另一個極端。在反智的對面，則是一種高高在上的知識霸權，如對知識的壟斷、知識分子致命的自負等。可惜，在批判知識霸權的過程當中，反智論的表現，正應了一句老話：“是藥三分毒”。況且反智論所蘊含的病毒，遠遠不止三分。

此中道理想必不難理解。對知識的完全信仰與徹底懷疑，對知識分子的神化與妖魔化，都屬過猶不及。假如說知識有毒，反對知識就能消毒麼﹔縱然知識分子一身臭毛病，貶斥、坑殺知識分子，卻使一個時代都染上了臭毛病。

不由想起了啟蒙之爭。啟蒙塑造了知識霸權，生成了新型奴役，啟蒙者並未賦予其對象以獨立、自由的人格，反而使他們匍匐於自己的膝下，一個權威被打倒，另一個權威卻冉冉升起﹔同時，對理性的神聖化，導致所有人，包括啟蒙者，都淪為理性的奴隸。對此，自然要展開批判，然而批判啟蒙不等於反啟蒙，后者隻能使人類重回蒙昧狀態。所謂反智，可與反啟蒙並觀。

反智的最大困境，其實在其自身。反智論反對知識，事實上，反智本身，何嘗不是一種知識，如反智主義、“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皆具備知識的特征﹔反智作為一種話語，一直由知識分子，而非毫無知識的愚夫愚婦所呼喊、操縱。按照反智論的邏輯，反智反到最后，是不是要毀滅“反智”這個概念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說到底，Anti-Intellectualism與Intellectualism之間的爭論，還是知識的內斗，哪怕其中一方打出了反對知識的旗幟。反智論是“予及汝偕亡”的知識霸權。也許，它並不打算與敵人同歸於盡，當它打敗了知識，搖身一變，卻成了一種反知識的知識。如果你嫌這些話過於晦澀，隻須注意一點，即其中的知識-權力之爭，那才是根本。

真正的反智論者，從不言反智，隻管像李逵那樣，掄起板斧，“排頭兒砍將去”。相形之下，知識界流行的反智論，好比書生脫去長袍，穿上一身紙盔甲，拿起兩柄紙糊的板斧，要學黑旋風殺人。

反智與專制

1975、1976年間，余英時撰寫了《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一文。這是漢語學界最早、最系統的反智主義論述。此文要點，即論証中國的反智論與專制主義之關系。道家、法家，以及法家化的儒家，所主張的反智論，都在為皇權專制作倀。

反智論為專制者所用，可分兩面。第一，利用反智來愚民。如你所知，所有民眾當中，相比公民、刁民、暴民，愚民是最容易治理的一種。權力者幾乎都希望其子民是一無所知的愚氓，不知自由，不知平等，不知權利，不知抗爭，這樣他們的統治，不僅簡單，且能長久。基於此，他們將竭力剝奪民眾的“知”，並蠱惑他們，知是一種危險，一種負累，一種罪過。

道家和法家，紛紛強調“使民無知無欲”，並告誡統治者，民知是何其危險。老子說：“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韓非子說：“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所以要“絕聖棄知，民利百倍”。老子甚至直接提出“愚民”之術：“為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治)邦，邦之賊也﹔以不知知(治)邦，邦之德也。”

第二，正呼應反智的第二點要義，專制者利用反智論，劍指知識分子。因為一個國家的異議者，大都由知識分子扮演，他們是最不穩定的社會因素。韓非子作《五蠹》，便將知識分子列為禍害之首，一句“儒以文亂法”，遂成千古罪狀，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提供了思想資源。

余英時寫道：

法家的反智論從來不是玄想，也不是情緒，它是從戰國(特別是中晚期)的政治經驗中逐步發展成熟的﹔韓非則運用他的冷酷的理智(cool reason)總結了以往的一切經驗，而加以系統化：使它變成了專制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一。秦始皇和李斯則又根據韓非所總結的原則而在全中國的范圍內開創了一個反智的新政治傳統。“焚書”和“坑儒”這兩件大事便是法家反智論在政治實踐上的最后歸宿。

……“焚書”政策的實施是韓非的反智論的徹底勝利。

知識越多越危險，不僅對擁有知識的民眾是一種危險，對於權力者，更是一種危險(威脅)。自由的知識會形成一種自覺，喚醒在人心深處沉睡的良知，與那頭“自由的老虎”。同時，知識分子的武器別無其他，就是用觀念戰勝觀念。所以，反智論的刀口之下，知識分子首當其沖﹔專制者上台，首先要收拾的便是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

反智的治理術之運用，不分古今。若論運用之妙，今人毋寧更勝一籌。從1949到1978年，中國一直處於貨真價實的反智主義年代，“文革”十年，可謂巔峰，正是在此間，涌現了肖鷹所定義的張鐵生、黃帥等反智主義的“英雄代表”(不知“破師道尊嚴”的黃帥何以能與“白卷英雄”張鐵生相提並論)。一方面，“讀書無用論”、“不學ABC，也能當好革命接班人”、“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響徹華夏，權力者不僅教化民眾鄙薄、反對知識，還強行剝奪了他們接受知識教育的權利。另一方面，則是對知識分子從肉身到靈魂的無盡羞辱與摧殘，“牛棚”、“臭老九”、“五七干校”、“上山下鄉”等，每一個詞語都是一塊至今尚未痊愈的歷史傷口，讓知識分子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堪稱對反智論最絕妙、最荒誕的運用。

然而，無論古今，以反智治理國家，效果並不見佳。這不僅因為，反智違逆了人性與世界潮流：民眾的受教育權，正如財產權、生育權，系天賦人權，神聖不可侵犯﹔人類對知識的向往和追求，始終是引導歷史前行的動力﹔更是因為，對專制政權而言，最具威脅與殺傷力的敵人，有時並非知識與知識分子，“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正是不讀書的劉邦項羽之流，給予了反智的大秦帝國致命一擊。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