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年会之六：互联网2.0时代中国与全球治理【4】

　　吴法天：美国关于互联网方面的立法有130多部，内容管制方面的也不少，比如在“9·11”之后，有《国土安全法》、《爱国者法案》，都涉及互联网内容的审查。有多大的自由就意味着多大的责任，不要以为自由是不受限制的。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法律还相对滞后，比如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互联网管理条例，都跟不上网络的快速发展，微博上的造谣、人身攻击和威胁性言论也没有相应的追责机制。在互联网的法治方面，我们可以多向其他国家学习，完善互联网的规则，相当于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强调交规，对所有珍视自由的人是有保护的。

　　何辉：当我们谈政治、治理、管制这些概念时，有时常把它们混淆起来。在国际政治领域“治理”有特殊含义，其基本特征是去政治化，它的实施建立在自组织基础之上，不用借助强制力和政府力量就可实现。对互联网进行法律管制，与互联网作为一种自组织的自我管理，这是两个方面，前者是政治的传统方式对互联网的介入，带有强制性；后者是治理，靠自律。其实依法管理和自我管理这两方面的力量存在着博弈。互联网中很多人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认为政府负有责任，这无形中就存在着权力让渡。一方面希望政府负担责任、处理所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嫌政府管得太宽，这里面包含着矛盾。一个缺少自律的社会，会导致“大政府”的趋势，但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

　　马勇：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其实应该讲，中国不应该有法外之地，所有一切都应在法律的轨道之中。但不能让所有的媒体都替政府说话。媒体应是多元的，本来社会就是多元的。治理互联网可以，但要一视同仁地治，让各个媒体的功能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为中国改革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否则，将互联网治死了，中国就没有希望。

　　吴稼祥：互联网要治理，但治理的方法要得当，不要把互联网变成一个网络版的党报，要是这样，治理就失败了，就如同把驼背治直了，但人也死了。

　　刘志勤：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上不成访，可以上网。现在我们必须承认一点，政府在进步，在改变。治理网络，也是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前，我们始终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今天我们必须重视“互联网里面出政权”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我觉得通过与互联网这个“反对党”博弈和合作，党和政府会更成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2012年12月22日“环球时报年会2013：未来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在北京举行，夜话一“互联网2.0时代的中国与全球治理”由王文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