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少将：千年重陆轻海导致中国“有海无防”

世界上各国的总体发展方略，决定了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方针，也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文明走向。中国古代王朝长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除明初郑和曾指挥过远洋舰队外，其余时间基本只有内河和海边的水师。由于近代外国入侵者主要从海上来犯，从晚清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都很重视海防，却缺乏争夺海权的意识和实力。直至进入新世纪前，人民解放军的海军仅系局限于岸边的“黄水”，无法走向“蔚蓝色”。如今，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海洋经济的日益重要，中国已将发展海军作为重点，国防范畴扩展到远洋，海权观念也在政府和民间普遍树立起来，这也标志着军队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千年重陆轻海导致“有海无防”

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在世界古代史上，位于爱琴海畔的古希腊依赖地中海的财富壮大经济，海军舰队恰恰是其军队的核心，开放的海洋文明源头影响了后来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以黄河、长江流域发源的河流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源头，以粮食、丝绸和手工业制品为主的税收支撑着各个王朝的财政。由于数千年间国人主要靠农耕和边疆的少量牧业维系经济生活，舶来品可有可无，这种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便自然表现为重陆轻海。

人类所居住的地球面积有71%是海洋，世界性大国必须是海洋大国，西方列强称雄的前提都是走向远洋。古代中国曾拥有世界领先的航海技术，唐宋时便出现过海上丝绸之路，明代的郑和曾远航万里，却只限于炫耀皇威和财富挥霍，国家并未改变内陆封闭状态，这正是15世纪后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的重要原因。当农耕方式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时，中国人常以“地大物博”自诩，这其实是生产方式落后导致经济需求不多的反映。

在古代中国，东部浩瀚的海洋主要是一道安全屏障，防务重点长期在北方，夸耀的功绩是胡服骑射、修长城、北击匈奴，直至清朝中期还是以主力对付准噶尔蒙古部。明朝出现倭寇之患是古代唯一的海外入侵，朝廷的对策不是大治水师以对抗而是加强岸防，幸亏那时的倭寇只是海盗团伙而非国家军队，戚继光等将领还能以陆上反击制止其进犯。待到近代坚船利炮的“英夷”和日本正规陆海军来犯，中国千年重陆轻海防务观念的恶果便充分显现。清廷花费4000万两银子建立了北洋海军，指导思想却非争夺制海权，而是将北洋舰队当成沿海浮动炮台，最终被日军全歼在威海卫港中，此后中国陷入“有海无防”的可悲局面。

民国年间的中国陷入长期内战，根本顾不上海防。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英海军的作战舰只都达170万吨，日本100万吨，中国海军仅有6万吨老旧舰艇。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的海军几乎未进行一次海战，便怯懦地自沉于江阴和青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得到美国和英国供给的16万吨军舰，也只作为内战和退守台湾的本钱。

近现代的海军建设，又是以国家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财力作为保障的，同时又为国家利益向海外延伸提供保障。旧中国长期以内向型农业经济为主，几乎没有工业基础，近代在沿海建起的几个船厂不过是使用外国设备的装配或修船的小企业，自身缺乏建设海军的条件又进而影响了对海上力量运用的认识。自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和台海作战，面对来自海上的严重外患，国人的直观多是加强岸边乃至近海的防御，其实仍是内陆作战理念的延伸。从新中国成立起直至刚迈进新世纪之际，国内众多关心国防的人一谈起海军的任务，也认定是“保卫海防”。至于按国际法应属中国的海洋权益，当时国内各界的认识都非常不足。

19世纪末，美国人马汉（Mahan）提出“海权”（seapower，这一概念被早期中国学人译为“海权”）概念，随即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长期被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和苏联时期也都提出了扩展海洋权益的观念。在中国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人对“海权”还普遍感到陌生，90年代以后海洋开发的大发展及海外利益迅速扩大，如何用海军力量维护海权才进入国防战略的范畴，这也表明克服民族的传统观念和接受世界主流意识是何等不易。

改革开放前的国防仍属内陆防御型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起步，1950年农业税占国家税收的48%，对外进出口额只占国家经济总量的3%，还主要来自陆上的苏联。那时中国的东部海面受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封锁，难以发展远洋贸易，经济建设只好以内陆为重点。这一局面也决定了国防建设以内陆防御为重点，从上世纪50年代预想对美作战的“北顶南放”、60年代对美、苏、印同时作战的“应付四面八方”到70年代对苏的“一条线”，都是以陆军内地作战为基点，发展海军只预定为配合陆军和空军实施“近岸防御”。

在近现代的军事建设中，海军历来是投资最大和对科技水平要求最高的军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装备价格计算，建造一艘中型航空母舰需4000万美元，造一架飞机或一辆坦克只需6万美元，而造一支步枪只需20美元。以苏联的标准计算，建一艘战列舰的费用相当于组建10个步兵师。1949年全国解放时，人民解放军仅接收了4万吨破旧舰艇，此后面对国家贫穷而外部威胁严重的情况，国防重点又是发展空军、两弹（导弹、核弹）和维持庞大的陆军，海军的投资不得不排在末位。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从苏联购买了四艘排水量不过1600吨的30年代制造的驱逐舰，竟在20多年内成为中国海军水面舰的主力“四大金刚”。

从上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中国海军预定的作战方案，是作为陆军守卫海岸的辅助力量，开战后便采取“海上游击破袭战”，即在敌大举登陆时扰乱其后方运输线的海上游击破袭战。当时作为主要海军装备的小艇遇大风都难于出海，对于远在千里外的岛屿只能弃守，面对他国军队在50年代对南海岛屿的侵占也大多限于口头抗议。

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领导人生长于陆地，以陆战起家，曾切身感受到头顶飞机的威胁却不大熟悉海战。海军在解放军编制序列中虽是独立的军种，实际上却是陆军的一支配属力量，作战只服务于所在战区的陆战需要。例如北海舰队属于济南军区，东海舰队隶属于南京军区，南海舰队隶属于广州军区，严格而论当年的解放军并不存在独立的海军战略。

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强敌从海上入侵的可能性又减少，海军的战略思想发展为“近海防御”，以保护海岸及其不远处的岛屿为目标，并适当兼顾台湾和南海方向的斗争。此时海军建设的投入仍严重不足，技术手段也比较落后，只好继续以潜艇和快艇为主力，海军航空兵落后的战机也难以有效提供空中掩护，这使中国海军于1974年完全控制距海南岛近400公里的西沙群岛后，一时没有能力再争夺1000公里外的南沙群岛。上世纪70年代的南沙群岛，出现了“菲律宾占的最早、越南占的最多、马来西亚占的最肥”这一局面，恰恰也是当时中国海上实力不足所面对的无奈。